漫长的告白

当柳川唱完歌，拿了一杯酒，坐到立春跟立冬兄弟对面，随口说了一句“来了”的时候，我就确定，我喜欢这部电影的气质。

要知道立春立冬跟柳川20年没见了，可是三个人多年后在异国他乡再见面却没有生分没有隔阂，这是导演给电影的留白，是对张鲁一饰演的立冬足够长情的最好诠释。

你相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会在20年不见面的时间里始终念念不忘吗？不管你之前信不信，看完《漫长的告白》，你一定会相信，因为柳川足够美，而立冬又足够深情。

看电影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电影开头，立冬没有拿到自己的诊断结果，他会不会跟立春有这样一趟告白之旅？但我想即便不是这个理由，他也总会找一个契机去找她。

张鲁一饰演的立冬是个怪人吗？起码在他哥眼里是这样的，立春无数次说想把他送到安定医院看看脑子，虽然引来了全场的笑声，但这不正说明他和哥哥的不同，所以才能在二十年的漫长时光里持续爱着一个人。电影中的酒馆老板娘说：哥哥更招女孩子喜欢，但弟弟更让女孩子心疼～对，就是心疼，不止是女孩子，所有观众对于立冬的心疼，从影片开始的第一秒持续到最后一刻。

倪妮太符合柳川的形象了，漂亮、洒脱，骨子里还有那么一股不可名状的不羁。她的过往充满神秘，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但其实她一直是一个想要被爱的女孩，20年的时光好像一切都变了，可在重逢之后却发现两个人依然在原点。我记得你的冷笑话，记得那晚又大又圆的月亮，记得曾经的我们。

《漫长的告白》的摄影很美，但你并不会沉溺于风景之美，这部电影表面看上去情感很淡，可是当你看着眼下的故事，回想20年的情感，你就会发现，这情感一点都不淡，相反，这份深情，非常人能及。

当坐在自行车后座，柳川跟立冬说“你再这样，我当真了啊”的时候，立冬的内心该是无比的疼痛吧？

开个玩笑，这部电影其实可以叫《告白/告别的决心》。

爱一个人二十多年，从未说出口却依然爱着，是窝囊，是憋屈，更是面对生活与岁月侵蚀的抵死不从。

这是立冬的浪漫，也是60岁的张律的浪漫。

我爱这说不出的浪漫，我爱这初心不改的单纯。

张律导演是位妙人，看倪妮演了这么多年戏，还从未有人像张导这样，给她机会让她展示她原本的专业——播音主持。

在人烟稀少的柳川，却有着乌镇、威尼斯式的水乡情调，缓慢的生活节奏，更能让人觉得自己是在生活而不是活着。

作为小野洋子的故乡，张律导演把约翰·列侬的IP发挥到极致，《Oh My Love》《oh,yoko!》用的恰到好处，可是所谓的小野洋子的故乡，也只不过只剩下了一扇门而已呀。

光线打的不刻意，声音收的很真实，平淡的故事被张导拍出了迷人的味道。

当中文、日文、英文交汇，语言是隔阂也不全是。

当告白、告别不分彼此，那么因为绝症而忘记说出口的话也变得不再重要。

当哀愁、憋屈、拧巴与过往交织在一起，原来幸福的终点是习惯孤独。

那个与父亲疏远不肯相认的日本女孩，是柳川从前的样子。

那间名叫堀留的深夜食堂，有着一位像是不该出现在那里的优雅老板娘，她是柳川未来的样子。

何谓堀，日语说是运河的尽头，中文则是需要人身体蜷缩的洞穴。

生命长河的尽头也可以被当做起点，让人蜷缩身体的不只有墓穴还有子宫。

“要是我结婚，你会来参加吗？”

“是新娘还是伴娘？”

没有答案，两个人默契地选择了不了了之。

不需要像民宿老板那样把告白说出口，爱你的人，过了二十年依然爱，不爱你的人，过了二十年依然爱不起来。立春说川儿随便，只不过是川儿爱他，他有恃无恐。立冬没说出的笑话与告白，大概是因为绝症导致的健忘，他嗜睡的状态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因此，立冬在人生尽头，还是选择让歌声来代替告白。

“ Oh my love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在我生命中经历的第一次爱情，

My eyes are wide open,

让我经历了沧桑

Oh my lov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我生命中第一位爱人，

My eyes can see,

我的眼睛里能够看见她

I see the wind,

我看到了飘荡的风

Oh I see the trees,

看到了茂密的森林，

Everything is clear in my heart,

所有的一切在我心中开始变得清晰。

I see the clouds,

我看见了云霄，

Oh I see the sky,

我看到了湛蓝的天空，

Everything is clear in our world,

一切在我们的世界里如此清晰。

Oh my love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这是我生命中经历的第一次的爱情”

他们的故事让我再次想起那首诗。

《再见，总有一天》

人们必须随时准备好说再见

最好能了解

孤独是最不会背叛人的朋友之一

对爱情胆怯者，最好先买把伞

不管如何被爱，决不能相信幸福

不管如何爱人，决不能爱得过头

爱就像四季一般

只是让人生染上色彩而不至厌烦的东西

把爱说出口的瞬间

就会像碎冰一般融化消失

再见，总有一天

就如同没有永远的幸福

也没有永远的不幸

总有一天，我们都要说再见

但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见

人死前，有人会想起曾经被爱

有人则会想起曾经爱过

我一定会想起曾经爱过

很久没有在影视作品里看到某个角色身上的特质与自己吻合，很不幸的是，这种特质带有悲剧性与宿命性：是情欲与禁欲的纠葛，是若有若无的表达欲与强烈的自我压抑的交缠，是雄性的占有欲与文明人的克制的交锋，是爱而不得、踯躅不前、沉溺过去，最后只能以“发乎情，止乎礼”的自嘲而收场。

如果不能动用全部的情欲去爱一个人，如果感性不能占据上风，如果在爱情里不能表现得像一个殖民者与侵略者（而是像一个书生像一个君子），那么大抵要留下遗憾折磨自己。

faye：如果还以为原来的女人现在还想着自己，那就大错特错了。 spike：如果你以为所有女人的想法都和你一样，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坦白讲，我还是第一次去电影院支持文艺片儿。这类型的电影市场就那么大，全世界都如此。意味着你去看的时候，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艺术电影的叙事方式与你日常观看的电影非常不同。制片方当然想要賺钱，不过电影的导演并不会像商业片那样要去讨好观众，他们更在乎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你有看得云里雾里的地方那再正常不过，不必强求。 以前也看一些文艺电影，总体下来的感受是：不要试图在文艺片儿里寻找所谓的生活意义或者其他什么正向的能量，而是去感受隐藏在各种碎片里的一些氛围和情绪。意识流的表现方式，无关道德上的对错，没有非黑即白，没有批判，只是呈现给观众们关于某些主角的故事，很接近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与生活本真。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看类似风格的电影可能会非常抗拒。 在走进电影院之前，鉴于对文艺片儿的后遗症，我对《漫长的告白》（柳川）的期待其实放的特别特别低。不是说没有好看的国产文艺片儿，而是看过的大部分片子都有点压抑有点闷。生活已经足够繁重无聊， 我可能已经没有耐心走进电影院体验艺术电影的细碎铺陈。如果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大概只有迪士尼的造梦电影是我的心动所在了。 毫无疑问，《柳川》也属于上述这一类型的电影。因为心里建设做的好、预期放的低，真的开始观看，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它的主题依然是忧郁的、遗憾的、悲伤的，故事也是在各种场景的对话和沉默留白里缓缓推进，但它的表现手法并不全是单调沉闷晦涩，而是在相当多的细节里以一种接近于喜剧式的小冲突小矛盾去达成一种悲剧的效果，轻松的、俏皮的、幽默诙谐的对话背后，还是中年人求而不得现实。这样一来，悲就不那么悲，它只是一些逃不过的人生遗憾；喜也不是真的喜，它只是一种对现实无奈的调侃。在看起来很忧郁的文艺电影里，意外的收获了一些看喜剧才有的快乐。乐过之后再回味一下，又能体会到一些淡淡的忧伤。非常成年人式的生活冷幽默和不便言说的苦涩。咬文嚼字的表达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粗俗一点现实一点，就是电影里很多片段所呈现的那样：那些想要抓住爱情残影的中年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有人说，张律拍的很多作品都是他的“春梦”。我还没看过他别的作品，但《柳川》可以这么理解。当然阻止男人做春梦根本不现实，能做的是要给女人争取到同等的自由，让女人也有坦荡做春梦的自由，不要那么多性羞耻的束缚在身上。还是那句话，如果看文艺电影带上了道德审判的眼镜，那真的不如不看。何必为难自己呢。

这部电影里有很多不太雅的对话或画面，有些地方我也觉得突兀。有声音批评导演是不是国外呆太久了，对中文有些生疏？不排除这个因素，这些批评我觉得是客观的。但总体而言，大多数时候是符合人设的、推动剧情需要的。承受“男凝”批判者批评声音最多的立春哥（辛柏青饰演）这个角色，我个人觉得演的非常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设。从周秉义到立春哥，辛柏青这个演员真的让人刮目相看。一定有立春那样的北京胡同中年大叔，能说会道，幽默搞笑，感情上不负责任直来直去……而柳川真的喜欢过他。

但柳川又不止喜欢立春哥不负责任的随便，在她的内心深处一直放不下的，还有立冬哥更为细腻深沉的体贴关心。也许立春立冬兄弟就是柳川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文艺版的。她谁都没有完全放下，但也没有为了他们中哪一个更主动的前进一步。只是在等待，不拒绝，也不挽留。

这部电影实在没有什么要歌颂爱情的姿态，改成《漫长的告白》这个名字纯属画蛇添足，题不达意。中年人能有什么爱情，大家都被各自的现实生活牵绊，病的病，不举的不举，或者有家室，根本没有足够的勇气谈爱情，谈爱情有点奢侈。但他们又都不甘心，忘不掉记忆中的某些空间、某些人，还想去争取一下，挣扎一下，当然只会是春梦一场：美则美矣，只是镜中花水中月，谁也得不到。柳川没有，立春立冬兄弟也没有，中山大树也没有。

如开头所言，很难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总结出一个什么正经的意义来，但你一定会在某些观影瞬间生出一些特殊的感受，思绪飘到自己记忆里那些独特的空间，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柳川。

电影收尾好像有些仓促。邻座的观众感叹了一句“这就完了？！”。是的，这就完了。很多现实中的告别就是隐藏在那些日常琐碎里，来得仓促且悄无声息，多的是没有预告和铺垫的落幕与分离。但导演如果真的这样处理电影结尾的话，观众还是会带着疑惑，并给他的作品扣掉半颗星：你怎么能这么处理呢？就不能再艺术一点吗？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部电影的。我没有参悟什么人生要义世间真理的想法，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看《穆赫兰道》时的感受：也许电影我没有完全看明白，但这不耽误我沉浸在有关柳川的春梦中，很美，余味悠长，有快乐也有忧伤。

1 语言

似乎近段时间以来，“语言”在东亚地区的作者电影里发挥着愈发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不同母语使用者之间交流活动的刻画。譬如，滨口龙介就长期将不同媒介的“讯息”（message）作为自己的电影母题，并在《驾驶我的车》那里达至包括身体语言（手语）在内的“跨语言交汇”的顶峰。朴赞郁的最新作《分手的决心》同样塑造了一对韩语与汉语之间的沟通罅隙，并且随之隐约映射了两个国族的历史文化身份。至于张律的这部《柳川》，亦是直接彰显了汉语（包括北京话与非北京话）、日语、英语以及身体语言（舞蹈）的并置局面。

借用二十世纪以来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说法，我们或许亦可以把上述现象不完全归纳为东亚世界作者电影的“语言学转向”。简单从共性来看，无论滨口龙介、朴赞郁还是张律，“跨语言”的文本设置大都牵涉现代版本的“巴别塔”寓言之意：孤独而微渺的个体，短暂而脆弱的集群。实然的语言屏障阻断了共同理解的彻底达成，后者终究滑落为现实的奢望，是先天的注定失落，是先验的不再可能。

滨口龙介、朴赞郁、张律

大概出于宣传效果的考虑，这部电影的最终定名不再延续张律的经典“二字诀”，但就作为母题要素的“语言”角度来看，原名《柳川》显然优于《漫长的告白》。“柳川”既是人名又是地名，既是中文语音的“Liǔ Chuān”又是日文语音的“Yanagawa”。换言之，“柳川”一词本身即指向一种多义性、含糊性与不确定性。朦胧感由之从片名出发，顺着时间和意识的双重流动逐渐蔓延，最终通过难以名状的方式笼罩着难以名状的东西。根据电影结尾的录音，死去的立冬确乎没有留下他自己的痕迹，实则是柳川的歌声被返还给了她自己。这到底是生命情态的悄然安放、再度悬置还是长久惘然呢？抑或答案从来不止一种，抑或从来没有什么答案。

电影原名《柳川》（《YANAGAWA》）

总之，不同语言尽管如川流一般在电影里汇合，但是似乎终究无法像后者那样交融为同一片海。大概因为人终究不同于水分子，人类语言所标志的异质性势必超越相等架构的H2O。鲁迅《而已集》曾言：“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这句话已是在同种语言的情境写下，更何况村上春树所言“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呢。相应值得一提的是，《柳川》谈到了日裔英籍作者石黑一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石黑一雄的“异乡性”与张律的创作姿态颇具亲缘，二者似乎共享着跨文化这一类别的文本调性和书写意识。

石黑一雄

2 不言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5.6说道：“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换言之，对于人类生存而言，语言的终结之处几乎就是世界的终结之处。不可言说的东西即是超出世界的东西，反之亦然。于是乎，《逻辑哲学论》最后一句（命题7）定言为：“What we cannot speak about we must pass over in silence.”（凡是我们无法言说的，我们必须在沉默中略过。）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漫长的告白》之所以“漫长”，不仅系于从过去到现在的自然时间之延宕，而且还暗示存在着某些未曾被明言直说的部分。影片最初，立冬就自我掩埋了身患绝症、行将离世的讯息，如同泽维尔·多兰《只是世界尽头》里的那位返回故乡的剧作家Lious，他们的“必然缺席”都从一开始便被钉入了自我历程的终点，他们的在场身份是“不在场者”，他们的在场状态是“向死而生”。总之，影片人物最初就是从“不言”里走来：立冬对于生理病症沉默，立春对于中年生活沉默，柳川对于离别动机沉默。

《只是世界尽头》：“不言”的Lious

面对“柳川突然不辞而别”这一往事，不同的人怀揣着不同的想法和解释，好像各自面向的从来就不是同一个对象。立冬以为是因为自己那时的贸然侵犯（“摸了阿川的胸”），立春以为是由于自己当初的移情别念（“把阿川给甩了”），柳川却说当初离开只是家庭生活出现变故的原因（“随母亲投靠英国亲戚”）。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缘故呢？还是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缘故？抑或是真正的“缘故”从来无法明确说出？

除了人物之间的相互不言，张律亦以“未曾明说”的方式悄然显示了两个男人之于柳川的意义，其关键就在于人物的命名。按照“春夏秋冬”这一通常称谓，“立春”处在“立冬”之前（正如哥哥年长于弟弟），春天亦比冬天更为和煦，更加适于“柳”的生长、“川”的流动。于是乎，柳川确曾与立春建立过正式的恋爱关系。然而，如果依照一年的月历变化，立冬所昭示的冬季（12月至2月）却又先于立春所昭示的春季（3月至5月）。联系柳川初到北京的经历，由于北京话说得不标准（注意：这里又牵涉到了语言/语音元素），她遭遇了多数本地孩子的嘲弄和排挤，除了立冬对于她的义无反顾的维护。从这个意义来说，“立冬”实则处在“立春”之前，在柳川的生命历程里，弟弟的在场先于哥哥的在场，尽管后者的爱意更为浓烈，前者的情愫更为折叠。

立春与立冬

另外，值得留意的还有一处虽是“不言”但为“同契”的段落，那就是柳川与居酒屋老妇人的相处时空。一方使用汉语喃喃自语，另一方使用日语循循回应。二者语言的互不相符是为实质的“不言”情境，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某种超越语言的共通感绵延于这两个女人之间。实际上，老妇人与柳川以及柳川与女学生（中山大树女儿）的人物交际都实现了“超语言”（而非“跨语言”）的进一步理解，一种存在于女性之间的独特联结以三个代际为标志被张律写下。与之相比，男性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不言”似乎仅仅是遮蔽，仅仅是沉默本身而已，似乎更难存在“超语言”的机会或者潜能。

柳川与老妇人的“超语言”同契

3 心事

语言的“天然”隔膜，不言的“应激”反应，几个人物常常欲言又止，一个根本原因（或可简单比附为符号之下的“原质”）恐怕在于他们全都各自怀着自己的心事。“what we cannot speak about”（“无法言说的”）既指向客观的无能为力，也包括主观的不愿提起。柳川、立冬和立春，三者内部一并嵌入着难以吐露的“亏欠”、难以释怀的“症结”。

立冬、立春、柳川

对于柳川来说，因叫声而被排异的“乌鸦”既象征着立冬，也象征着自己。当初因为北京话而成为少数者，唯立冬甘愿一起陪同。时至最后，方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与立冬本是最深意义的“同路人”，是多数的他者、是中心的剩余。可是，如柳川自己所道出的，面对那只离群的乌鸦，她所做的却亦是“无动于衷”而已。面对同样形单影只的立冬，她实则难以施予太多，匮乏者不曾填充匮乏者。

对于立冬来说，他的亏欠主要凝结为那一次禁忌的触碰。多年以后，当初后海的皎洁月光仍然在被自我亵渎，挥之不去。柳川的离开被他意向为一次逃避、一次失望、一次责罚。从此开始，无邪的少年维特沦为有念的少年维特，起初的崇高感沦为长久的罪恶感。然而，当再度提起这件事时，柳川却表示不再记得了。到底是真正忘却还是刻意避开呢？我们（包括立冬在内）恐怕无从得知。不过，可以确认的是，立冬的此刻心情大概和写作回忆性散文《风筝》时的鲁迅一般，那个过往的被亏欠者似乎对于亏欠本身都不再记得，对于亏欠者的罚与恕又从何谈起呢？“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说谎罢了”，因为被亏欠者的不再记得永远无法确认，永远停留于“似乎”。

鲁迅

至于立春，他的心怀芥蒂可能显得更为直白。早早投入稳定的个人生活，工作、结婚、育女，他又一次站在多数者的行列，正如曾经身处北京话使用者的多数。从根本上看，他与立冬、与柳川都并非一族，嘲弄弟弟“脑子不正常”是因为自己“脑子太清醒”，纵使尽显风流潇洒，心底却是对于不确定性的畏惧（象征场面：身处异乡床榻却fail in erection）。简言之，他的心事正在于绵绵的纠结，徘徊于安稳与波折之间、家庭与旧情之间，他的“多数者”身份仿佛亦映照了生活里的最大多数人。

最后的最后，清亮的歌声似乎不断绵延，有人回归了日常，有人回归了故土，有人回归了大地。“告白”（confession）不仅指向爱意，同时指向悔意，后者与所谓“告解”或者“忏悔”相关。正因为“爱的宣示”与“罪的自述”往往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我们方才欲言又止，我们方才各怀心事。如果一定需要跨过语言的界限，大概只能“以不成声音的声音，以不成话语的话语”（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

“我觉得很多人已经丧失故乡了。”在采访中，张律导演如是说。

作为他的第13部长片作品，《漫长的告白》第一次拥有了在大陆公映的机会。这位在中韩之间游走的朝鲜族导演将其新作的空间设置在北京，以细腻的笔触吐露了人与人之间婉转深刻的情愫。

8月13号，书本放映在北京组织了《漫长的告白》观影，并邀请了导演进行影后谈。

这部电影主人公之间很少说话，要完全明白可能也不是太容易。导演在现场说：为了沟通而产生的语言有很多时候反而阻碍沟通的。往往爱情不显现的时候，就是话太多了。以下是本次对谈的整理。

整理∶武正轩

编辑：Sun

公众号：抛开书本

刘小黛:有个影迷经常讨论的问题，您的很多片名是地名，甚至是城市名，《重庆》、《福冈》、《柳川》、《庆州》、《豆满江》，是怎么考虑的呢？

张律:我拍完之后不太会起片名，最后就是很无奈把地名加上去，基本上就是一个习惯。以前几部在韩国拍的片子来说，我自己的制作公司是参与的，所以我可以任性的把枯燥的地名放上去。

但这次不太一样，这次我的工作只限于编剧和导演。但因为在创作上和最终剪辑权上签了合同，所以也还不错，没有受到太多干涉。

我本身就不太会起名，于是就叫了《柳川》（现在海外发行的版本还是叫《柳川》）。但是发行公司觉得叫《柳川》发行起来比较困难，因为有人问——这个电影里有没有螺蛳粉？把柳川看成柳州，我也是很无奈……

但是确实最后的起名权是在发行公司，就定了《漫长的告白》。

我也想开了，这个片子叫《张三》或者《李四》又能怎么样？我还是我这样。

刘小黛:影迷现在都知道是一位中国朝鲜族导演。在您的电影《咏鹅》里女老板笑着说，“还提什么故乡？你留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故乡。”在《漫长的告白》里，倪妮，跟柳川同名的女孩子来到柳川这个陌生的城市，但是您没有非常具体地描摹她的归属感。我们想问一下您对“故乡”的理解，您更会觉得哪里是您的故乡呢？

张律:现在我觉得所有人都已经是丧失故乡的。世界的全球化之下，大家固定居住、成长、死亡在同一个地方，已经是很少的事。我大部分时间在在迁徙，在这里住几年，在那里住几年。所以在心态上，我觉得我的归属感已经很淡了。

刘小黛:我们知道张导之前一直在韩国教书、拍片。您的作品里一直有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碰撞的主题在，《庆州》里面喝普洱茶、《春梦》里面背《静夜思》，还又片名就叫《咏鹅》……您对这个主题切身的感受是什么？融合、冲突或其他的感受？

张律：其实创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事。就是基于日常生活里的感触。因为东亚文化彼此还是比较相近——现在到哪里都有韩国日本的（文化）元素，然后在韩国和日本的中国（文化）元素也很多。这些都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感触之中，所以还是从这种感触里出发。

刘小黛:电影名叫《福冈》、《柳川》，还有些角色是日本人或者日本人后裔。在《漫长的告白》里，演员池松壮亮也是日本演员。在东亚，中日韩是三个唇齿相依的邻居，您的作品里经常有若隐若现的东北亚历史的厚重感，您如何看待我们现在的东北亚格局？

张律:其实我没有太多想法。我平时的生活轨迹就是在三个国家转来转去。彼此之间有舒服的地方，也有不舒服的地方，就跟邻居关系一样。

刘小黛:您在韩国合作了很多著名的电影人，像现在正大热的《分手的决心》的男主朴海日和您二度合作，像《绿洲》、《薄荷糖》等片的女主文素丽……可以谈谈和韩国演员与这部漫长告白中国演员，令人难忘的合作故事吗？

张律:其实我们有时候对演员有过多（预设的）想象了，有的时候更愿意保持朋友关系的那种交流。但是毕竟演员是一个曝光度很高的职业，日常生活中会无意地被规定在一个圈子里。但其实他们是最愿意跟别人交流的人。如果把他们当成朋友一样的关系来交流，合作起来会比较顺畅。

比如朴海日，他本身就有点不在演艺人员的那个生活圈子里边，平时就是压低帽子，骑个自行车、坐地铁，去小酒馆里喝酒之类的。他很喜欢看书，所以就跟与身边平时喜欢看书的朋友交流是一样的。

文素丽也是，因为她是大学老师，所以天天跟年轻人在一起，就没有很孤立的明星的那一面。这次合作的倪妮，她跟我在韩国合作的这些演员没什么区别。

你把她当朋友，她也把你当朋友。我很高兴跟他们成为了朋友。

一开始有人说，国内的演员不好相处，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个跟导演自身有关系，就是一个你自己怎么跟他们沟通的问题。只要相处方式对的话，都是很好相处的。

刘小黛:影迷时常讨论您和洪常秀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您在《福冈》里面合作的演员权海骁同时也是洪常秀的御用演员。您怎么看到洪导？你觉得您和他在指导演员的时候会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

张律:这只是一个话题。在韩国的时候也有人说洪常秀是韩国的侯麦，韩国的伍迪艾伦。这都是娱乐方式（的说法）。你真正去看他们的故事、运镜都不一样。可能因为好玩才这么说吧。权海骁在洪常秀的电影里是什么样子，在其他电视剧和商业电影里也是这样子。

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听权海骁跟我讲过洪常秀。他和洪常秀之间，他提出异议的时候，洪常秀会跟他说“你这个方式不高级。”所以这个是经常会发生的事，和导演自己的性格有关系。最终是不是在银幕上呈现的好不好，这是最后的标准。

刘小黛:看来您还挺喜欢跟自己的演员一起喝酒、促进感情，让把这些感情呈现这样的感情。

张律:没有那么功利。只是都喜欢喝酒，没事一起喝酒。

刘小黛:我经常会在您的影片里感受到一种诗意，就是文学性比较强，以及空间和情感的交织性。因为（了解到）您之前是学中文的，也写过小说和诗歌，后来才选择拍电影。你觉得在处理三者的交融的时候，怎么进行一些融合？

张律:每个人都有过文学的背景，但是最后选择电影工作还是更愿意把你的情感用视听的手法传达给大家。

刘小黛:您也前说过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趋近于本质。《漫长的告白》里面的人物可能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能听懂对方说话。您也说过爱情关系往往是发生在不说话的时候。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您是怎么考虑的？

张律：语言的发明是为了人之间的沟通，但是语言的发展里也有着权力的结构关系，有强势的语言和弱势的语言，有的语言已经消散了。为了沟通而产生的语言有很多时候反而阻碍沟通的。往往爱情不显现的时候，就是话太多了。

语言有时候是个障碍，也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无奈。

刘小黛:您是中日韩三国语言都精通吗？跟日本演员沟通会不会有一些现场的障碍？

张律:跟日本演员沟通靠感觉，和现场翻译。韩语没有问题。

至于拍一个在国外发生的故事，以及跟国外演员能不能沟通的好，要靠实事求是，知道多少就是多少，以你自己的角度去拍摄就问题不大。

导演和演员的沟通，只要是好的演员，台词的功底都在，然后因为情感的接收和挥发基本上都是身体的（表达），所以如果导演的指令和调度要让他身体的（表达）感觉到舒服的话，他们就会信任你，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所以我觉得（语言）不是太大的障碍。

刘小黛:您在韩国拍电影，也在中国拍电影，您觉得两国的电影制作有什么不同，是可以供对方借鉴的？

张律:其实差不多。要说的话可能就是（韩国）那边的片场总有人在跑来跑去，但是这边（国内）的片场没有那么快。但快与不快其实没有对错，各自的习惯都有长处和短处。我现在如果回韩国（拍片）的话，可能会有点不习惯。或者说在这边拍片的时候，很多时候又想让片场快一点。

刘小黛:多年来您一直坚持拍艺术电影。《漫长的告白》也是您第一部上国内院线的电影，您也帮助过像李红旗、祝新那样独立小众电影导演，对于市场、观众需求、作者表达之间你是如何把握的？

张律:怎么去发行、怎么去扩大观影群这些事情，我想不太明白。我就负责把导演的工作做好。

观众提问

Q:从韩国回到中国拍片，会对您的创作有一定改变吗？

张律:人的生活空间变化的时候，人和人的情感关系肯定是会变的。创作者还是要从生活的感受出发。但是我自己不会太关注这些事，否则是很累的。

其实我回来也就是一年多，拍这个片子正是是19年末到2020年初。杀青的前一天，武汉疫情爆发了，然后我又回到韩国去教书。但后期的公司都在这边，所以后期工作停滞不前。当时我的主要生活工作的空间还是在韩国。然后今年四月回来在北京拍片、做后期。

如果看我的生活环境变了之后的电影，可能里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能观众会发现一些什么。

石梦导演

石梦（导演）:影片里有很多人蜷缩在床上的场景、姿态，包括居酒屋的名字也是有“蜷缩”的意思，您是怎样的一个想法？

张律:绻缩的这个姿态，跟人本身有关系。身体不好、疼的人、还有孤独的人，都不会是四仰八叉地躺着，他会蜷缩起来。像在母亲怀里的时候的那种姿态。

石梦（导演）:您有对“御用团队”的执念吗？跟新的团队、演员合作的话有什么样的想法？

张律:我特别没有执念，团队都可以边，只要在拍片这一段时间可以满足需求就可以。跟谁合作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跟合作过的演员合作，是会比较舒服。

在他们达到了你的要求之后，你会想用要再去挖掘他们身上的东西，人会变得非常贪婪。多次合作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没有这个执念。

Q:现在无论是拍长片还是长片在国内是越来越难了，张导有什么建议吗？

张律:因人而异吧。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跟我制片人的事就是拿到一笔钱，比如说一百万，五天或十天，有演员愿意来帮忙，那就严格按照这个预算和时间来。你要是把自己限制在这里边的话，你的故事的体量和空间就会有区别。

比如我拍《福冈》的时候拍了十天（首尔一天，福冈九天），就这么一点钱。演员过去，大家分散在各个民宿里边，这样我就把自己框在这个（范围）里边，从民宿到片场走过去一定在30分钟以内。

这样一来，你无效的工作和野心自然就抛掉了。三十分钟以内的空间里其实什么都有。好处就是在这个30分钟空间里面，人物的生活轨迹都会找到很坚实的依据。

有人为了一个故事全国各地的去找场景，场景单独看很漂亮，但人物情感的线索很难连贯。但如果在很小的空间里面拍，人物的情感的依据事很通顺的。

把自己框住、按照制片人的思维来拍，你就不会膨胀，就会更实事求是。所以我小成本的话大概是这么拍，高成本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机会，我也想浪费一次。

作家虹影

虹影（作家）：在日本拍片其实很不容易的。你所展现的当地的一些生活状态，比如那条江，就像他们三个人的感情一样。里面每一个地方都让人回味无穷。虽然这个情感的部分很淡很淡，但是当其中一个人走了之后他就变得特别的重。这个跟你以前的处理不太一样。

最近很少看到如此处理情感内部的片子，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看懂读懂这部片子。这部片子的感情发展是跨越了二十年，时间是最好的载体，它把所有的问题、情感、没有交代的东西都会自动跑到你眼前。

这三个演员都非常合格，而且在片子里看不出导演的痕迹，非常自然地把故事讲完了。我也特别喜欢最后那一句：不是说不要留痕迹吗？怎么会有呢？其实是这两个人完全不互相理解的。这些都是点到为止，我觉得非常的好。

童辉导演

童辉（导演）:除了北京这个空间作为一头一尾，还有北京话作为最后的元素以外，它承载了人物的前史。他比较模糊和架空，好像换一个空间也没有问题。从剧作方面来讲，您对空间的选择和重现也有这种架空感吗？您是怎么考虑的？

张律:换一个空间确实没有问题。在国内我比较熟悉的空间是北京，是我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虽然我不是北京人，但是我对北京的情感和状态我还是熟的。我可能还是会选择自己熟悉的空间。

我觉得如果人看电影的时候，听一个不是北京的演员说北京话，北京人一定能听出来。所以我就挑北京的演员，张鲁一就是一个北京出生讲北京话的演员。

影片里边的北京话和北京的空间，跟柳川的关系没有太多交代，只有三个人都很敏感的只言片语里面的情绪。比如提到“后海”只有有过后海经验的人才能知道跟柳川的这种联系。

我拍片时候很在意具体的空间里的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的感受，比如说北京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的感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再大的观众群，对我来说太抽象了。

我只希望有“后海”经验的人体会到“哦这个人说的是对的。”对于没有这种经验的观众来说，能够体会到别的我也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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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倪妮和张鲁一主演的《漫长的告白》于8月13日上映。前有《独行月球》，后有《小黄人》《杨戬》，这部文艺话痨电影在合家欢氛围浓厚的暑期院线票房表现平淡，是意料之中的事。同时，豆瓣开分6.8分，以及一些相伴而来的性别视角的讨论，大概也起到了雪上加霜的劝退作用。上映第一周过后，排片就开始在一些小城市消失。

电影《漫长的告白》官方海报。

对很多观众而言，比起两位具有知名度的主演，导演张律是一个有些陌生的名字，但其实他已经执导筒多年。出生于吉林，朝鲜族导演张律此前长期在韩国参与影视事业。他的《春梦》《咏鹅》都能在当年度豆瓣最佳韩国电影排行榜上排到前10。他的电影风格冲淡而富有诗意，早年常被与洪常秀相比。因为片名常为两个字，他也被称为“二字诀”导演。而《漫长的告白》，原名也是两个字，《柳川》。

擅长在作品中展示东亚跨国性（transnationality）的张律，会在影片中如何处理不同空间、不同语言、不同身份认同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和同档期、同出自东亚导演之手的《分手的决心》类似，《漫长的告白》在上映后也受到了性别视角上的质疑，但它真的是一部迂腐的“男性凝视”电影吗？

本篇文章就从《漫长的告白》中出现的关于口音和语言的有趣展示说起。在作者看来，前者成为隐匿的爱的能指，后者则和流动的空间一起氤氲出一种跨越国境的寂寥。此外，与片中出现两次的石黑一雄相呼应，影片使用不可靠的叙述和“魔法瞬间”挑战线性逻辑与叙事，带领观众穿梭在现在与过往、现实与虚幻之间。文章最后，作者还将围绕这部电影的“男性凝视”争议提出自己的想法。需要注意的是，这绝不是唯一一种理解影片的方法。《漫长的告白》就像一首太朦胧的诗。诗歌写得太朦胧，就得承受被误读或者不读的代价。

撰文 | 雁城

口音、多语言与空间的流动性

看完电影以后，想到一个逗趣的问题，谜面是“曾和大导合作有家喻户晓的代表作、最近有新片上映、在异国出演女主角、片中大量说外语并被其他角色夸成是大美女”。大多数人可能都会答“汤唯《分手的决心》”。其实这个谜底也可以是“倪妮《漫长的告白》”。

和马思纯、王俊凯主演的《断·桥》同天上映，《漫长的告白》虽然也由两位具有知名度的演员主演（倪妮、张鲁一），热度和讨论度显然不及前者。当然两部电影的影响力和口碑，又更不如前两周上映，“以一己之力盘活院线”的喜剧片《独行月球》。

电影《漫长的告白》剧照。

上映隔天，《漫长的告白》豆瓣开分定格在6.8分。这并不意外。影片中，亲兄弟立冬（张鲁一饰）和立春（辛柏青饰）到日本寻找两人十多年前共同爱过、又不告而别的姑娘柳川（倪妮饰）。在这趟旅程中，很多隐藏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虽然如影片标题所暗示的，《漫长的告白》看似具有狗血爱情片的特征——开篇就介绍立冬得了绝症、亲兄弟爱上同一个人、“悬浮”地发生在异国他乡——但它实则是一部剧情极不明朗的文艺话痨片，且一定能给冲着“浪漫爱情”噱头进入影院的观众一种茫然的、被诈骗的心情。

既不叫好、也不叫座，《漫长的告白》在我私人体系内却仍然被认为是一部具有趣味的作品。这种趣味可以从我看这部电影的源头开始说起：导演张律。这是一个对很多观众而言有些陌生的名字，但其实他已经执导筒多年。出生于吉林，朝鲜族导演张律此前长期在韩国参与影视事业。他的《春梦》《咏鹅》都能在当年度豆瓣最佳韩国电影排行榜上排到前10。我在几年前看过《春梦》，冲淡而洗练，确是“事如春梦落无痕”，整部电影都充满着春恨的气息。

张律执导电影《春梦》剧照。

所以对于《漫长的告白》初始的好奇心，就是来自于“跨国电影创作者”张律：他的首部“归国电影”（使用中国场景、中国演员）会是怎样？擅长在作品中展示东亚跨国性（transnationality）的他，会如何处理不同空间、不同语言、不同身份认同的角色之间的关系？

我并不意外地在《漫长的告白》里发现了这些要素。上文中说以为《漫长的告白》是浪漫爱情电影的观众大多会失望，其实并不是说片中没有浪漫。相反，张律埋的最深的伏笔就是立冬对于柳川的爱，而语言和口音成为了这份爱的能指：

影片一开头就借立春之口说到立冬在高二那年决定再也不说北京话；在日本相遇后，立冬在第一时间辨识出柳川的口音变化（同时立春的反应是：“川儿不是一直这么说话么？”）；影片中后段，柳川和立冬又探讨了口音问题：原来柳川刚到英国时太寂寞，只有对着广播学口音；而到了尾声，立冬去世后，柳川追忆起往事，终于揭开谜底——当年她举家搬迁到北京，大家都嘲笑她的南方口音，只有立冬站出来，通过做一个“不说北京话的北京人”的怪咖方式，转移了群体嘲弄的目标。

电影《漫长的告白》剧照。

立冬对于柳川的感情是欲盖弥彰的。有趣的是，他的眼神和动作都表示了对柳川的感情，唯独没有用语言表示，即使在这部话痨片里每个人都说了过多的话。但这份感情的盖棺定论却恰恰是通过口音来揭示，就像是没有一个字说到了爱，但是每一个字都是爱本身。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有异曲同工的表述：“诚然，爱情与我的言语有一定的联系，但爱情无法在我的写作里面安身。”

更有意思的一点是立冬和柳川口音变化的对比。立冬为了柳川改变口音并坚持多年，但他在重逢后才发现对方早就放弃了当年的口音了。这种时间和脑回路上的差异，才让人怅惘，知道来者已不可追。

实际上如文章开头所说，倪妮在《漫长的告白》里的英文台词也很多，而且英伦腔浓重。起初我觉得用力过猛，像中山大树的日式英语在这部生活化的影片里可能会更符合角色身份。但略一品鉴，又觉得很妙。英伦腔和苦练过的北京腔一样，烘托起了柳川的人物底色——她看似和立冬不同，不想做怪咖，而企图融入环境、不惜把细节打磨到最好。但同时，她又因为青少年时的迁徙经历和原生家庭的创伤被反复连根拔起，而显得游离、茕茕孑立。

电影《漫长的告白》剧照。

除了中文和英文，《漫长的告白》也有大量日文台词，以及部分韩语台词（显然是常年活跃在韩国的张律创作前史的介入）。除了角色的母语台词，你能看见中国人说日语、中国人说英语、日本人说英语、日本人说中文……他们在不同的场合里用母语或非母语，与同族或非同族的角色对话。

一段有趣的对话发生在立冬和中山大树之间。在用日语互相打招呼后，立冬用日语问：“你是不是喜欢阿川？”而对方切换到并非第一语言的英语回答：“我选择不回答这个问题。”顿时拉开与立冬的距离。然后话题一转，聊到中山大树手上的书，作者是石黑一雄。中山大树说自己在英国伦敦见过石黑一雄。两人此后又恢复用日语你来我往。电影文本之外，作为用英文写作的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移民身份丰富了关于身份和多语言的讨论，和藏于镜头之后的导演张律的经历进一步产生共振。

电影《漫长的告白》剧照。

在《漫长的告白》北京的一场映后谈里，我问了张律关于“多语言台词”的问题。“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所谓的，全球化时代。疫情发生之前，在韩国街头听到中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这个回答中出现了两个形容词，“全球化”和“前疫情”。这多少也形容了张律电影生涯的上半页。千禧年后受到全球化的福泽，又尚未有疫情的侵扰，空间上的流动是一件轻巧的事。所以我们在《漫长的告白》里看到，即使立春起初对于出远门旅行有所抗拒，但下一秒两人就出现在日本街头。张律的前一部作品《福冈》，拍摄的也是两个韩国青年到日本寻人的经历。

电影《福冈》剧照。

东亚空间在张律的镜头里不仅是亲切的、相邻的，更在精神上提供对照。《漫长的告白》开篇在北京，辛柏青的北京腔扯出许多北京本土地名，回龙观、后海、西单。地名成为地域特征的直观标签。当主人公们来到日本，故国的记忆却和异国的风景产生联结。走出小酒馆，立春就对着街景与河流说：“这不后海么！”让坐在北京影院里的观众发出阵阵窃笑。和中国女主角同名的日本小镇柳川，则成为这种跨越国界的照应关系更明显的象征。

在张律的电影世界中，无论主人公的肉身是否抵达异国，都氤氲着一种跨越国界的寂寥。母语不同、成长环境和性格迥异的角色聚在同一空间——在《漫长的告白》中是中山大树家的民宿——南腔北调地说起自己的经历。有的对酒当歌，有的只言片语。偶有彼此抚慰的瞬间，但每个人终究要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前行。透过屏幕，观众们亦能在这份流动的乡愁中，找到弥合割裂的共感。

实际上，在近两年的东亚三国电影里，我们能看到越来越活跃的跨国界的创作互动。开篇说到的中国女演员做主角的韩影《分手的决心》、跨国界选角的日影《驾驶我的车》、更早前同样也改编自村上春树的韩国电影《燃烧》……

电影《驾驶我的车》剧照。

同时，有些矛盾的是，我们又活在一个受疫情影响、无论在物质还是心理上都日渐割裂的世界，以至于张律回答问题时，在“全球化时代”后，又补充了“所谓的”。所以在这个时刻，看到拍摄于前疫情时代（2019年）的《漫长的告白》，人与人、空间与空间之间，尚可以用这样的距离互动、共情，这不免让人产生了一种时代维度上的怀旧与乡愁。佩索阿在《惶然录》里，就这样感慨：

“是怀旧症！出于对时间飞驰的焦虑，出于生活神秘性所繁育的一种疾病，我甚至会感怀对于我来说毫不相干的一些人。如果我每日在大街上擦肩而过的诸多面孔之一消失，即便它们并非所有生命的一种象征，于我没有任何意义，我也会感到悲伤。”

不可靠的叙事与魔法时刻

上文提到，《漫长的告白》中提到石黑一雄，而且是两次。或许，很多人看完《漫长的告白》一头雾水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张律把很多梗埋了却不点破，石黑一雄就是容易被放过的一个暗示。

除了刚才说到的，石黑一雄的移民身份和影片中的多语言相互照应外，石黑一雄的创作母题也与《漫长的告白》不谋而合。从《远山淡影》到《长日将尽》，石黑一雄擅用第一人称叙事。但不同于古典主义小说，他通过主人公的言语反复，来体现叙事的不可靠性。比如《浮世画家》中，主人公长篇大论地描述生命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事件，但紧接着就感慨：

“当然啦，那天下午我在多摩川庙宇里的原话可能并不是这样。我曾经多次讲述这不同寻常的一幕，说的次数一多，这个故事就开始具有自己的生命。”

语言上自相矛盾的根源，在于时间、情感、创伤所导致记忆的丧失和扭曲。往往是在叙事进展到中后期时，读者们才逐渐发现这个看起来把故事讲得事无巨细的叙事者，内心深处一直回避的伤疤。

《漫长的告白》中，对应石黑的第一人称叙述的，是不同角色间高密度的对话。影片一开始，观众就被丢进一个高语境空间中，角色的前史与动机只有随着对话的推进被慢慢剥开。关于过往的追问潜在地组成影片的核心，也作为立春立冬兄弟俩旅行的目的。要回答追问，需要潜入时间的河流，并排除情绪的矫饰与干扰。

电影《漫长的告白》剧照。

然而，影片的几个主要角色都算不上坦诚。立冬对自己的爱意和病情都守口如瓶；柳川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有这事儿吗？我不记得了”，在立冬去世、人去楼空后，才缓缓说“我想起来了”；在影片中后段，中山大树终于对柳川告白，同时还坦白自己有一个女儿，观众才猜测出此前神出鬼没的女高中生的真实身份。

立春是看起来最坦荡的一个，坦荡就坦荡在所有人都知道他谎话连篇。上一秒还在和弟弟说“我有十多年没想起川儿了”，下一秒就对柳川振振有词地说“我没有一天不想你”。无论说的人还是听的人都没当真。这些表述上的语焉不详和自相矛盾，让《漫长的告白》偏离了有明确议程的线性叙事，让观众和角色一起反复穿梭于线下的时空和历史记忆之间。

在角色表达之外，一些具有神秘色彩、模糊真实和虚幻界限的元素，则进一步打碎叙事电影的常规逻辑，让影片更像是一场半梦半醒间的秉烛夜游。片中设置了多条因果关系不明的叙事线，而张律有时更直接用跳剪打乱时空关系。

电影《漫长的告白》剧照。

比如会发现，上一个镜头柳川刚独自躺在一艘游船上驶入深夜的河流，下一个镜头里，她就打开房间的门，迎接立春的到来。省略了衔接和解释，时空之间的断裂和角色行为的矛盾指向模糊而丰富的可能：或许两个场景之间的时间被裁切了，也或许这两个镜头发生在根本不同的两天，又或许那条夜航船只出现在幻觉、梦境或象征之中。

影片中有一些场景更明显地游离于主线剧情之外。穿学生制服的神秘少女是一个典型。她总是突然出现，和任何角色都没有明确关联，只是随机碰撞产生简短互动：在公园里她遇见柳川。后者尾随她到了一个房间，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玩偶，颇具神秘主义气息，镜头戛然而止；后来她又深夜出现在民宿门口，当立冬和她搭话，就迅速走开。在影片后期，观众才能推测出她和中山大树的关系，但她的玩偶、和父亲的关系，以及最终为何离家出走，仍然留白成谜。

电影《漫长的告白》剧照。

如此务虚，《漫长的告白》同时却很密集地使用真实元素与虚构性做对撞。如文章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张律用真实而具体的地名巩固叙事的空间性。地名之外，还有人名。除石黑一雄外，当立春兄弟泛舟河上，船夫向他们介绍，柳川的名人有妻夫木聪、小野洋子。后者更是亲身在影片中出现：兄弟俩在街头漫步时，听到一阵歌声，敲开街边的门，就是小野洋子本人在弹唱披头士的《Oh, Yoko!》。

这种奇幻与现实元素的杂糅，也与近两年东亚三国的一些电影代表作产生互文：《偶然与想象》里的魔法时刻（magic moments），《驾驶我的车》中八目鳗的故事，《引见》结尾的海滩梦境……在接受ECRIT-O的访谈时，滨口龙介说：

“电影是将现实如实拍下的艺术，因此在描绘非现实之物时多少有些力有未逮……很多时候仅仅对现实亦步亦趋的话，往往什么都不会发生，很无趣。因此，我在意的是如何在不破坏其既有逻辑下，把现实中绝少出现的事情包含进去。也即在保证现实的完整度下，生成一种对现实似是而非的感觉。”

穿梭在现在与过往、现实与虚幻之间，《漫长的告白》也把握着类似的“似是而非的感觉”。在一些时刻，能指超越了所指而独立存在，漫游在河上的船只、突然出现又消失的少女、记忆中相互矛盾的叙述、说到一半就卡住的笑话……就像诗篇里最瑰丽、飘忽而难以阅读理解的瞬间。

争议与质疑：依旧是迂腐的性别角色设定？

文章开头抖了个机灵，把《漫长的告白》和同样最近上线的《分手的决心》联系在一起。其实，除了同档期、同出自东亚导演之手，两部电影还有一个共同点：在上映后都受到了性别视角上的质疑。

在这两部电影的评论中，出现了一个高频词汇，“男性凝视”。很多影评人都以此为角度发表观点，像“陀螺电影”就写过一篇《〈分手的决心〉是一部迂腐‘直男癌’电影吗？》。其实单从文本上看，本不应该意外：《分手的决心》中赤裸裸地出现了男主人公手持望远镜偷窥女性的画面，而《漫长的告白》里，立春和立冬加起来可能问了柳川至少十次：“xx（男性角色）是不是喜欢你？”

电影《分手的决心》剧照。

实际上，这两部电影引发的争议并非巧合。在近几年的电影评价舆论场中，性别成为一个愈发热门的维度。我并不认为是一件坏事。但在这两部男性作者的电影中，即使我保持了一贯的审视目光，诚实地说，“男性凝视”却并没有如预期般刺痛我。

篇幅所限，单聊《漫长的告白》。其实在观影过程中，我心中的“警铃”不是完全没响过。“N男一女”的设定，很容易把女性拍得像猎物和欲望的客体。除了“xx是不是喜欢你”，更容易让人感到不适的是立春对立冬说：“川儿很随便的。”看起来是男性之间把女性当做性资源推让的典型时刻。

但为什么我并没有立刻被这一幕激怒，并盖棺定论这是一部“男性凝视”作品？首先是因为，电影创作者和角色之间是有距离的。角色说的话，并不一定是影片的中心思想（如果真的有“中心思想”存在的话），而需要结合上下文判断。比如在这个场景里，在立春说完“川儿很随便”之后，立冬突然表示：“哥你能打我一下吗？”并在立春拒绝后，打了自己一巴掌。立春惊讶后，也扇了自己一巴掌。这可能是这部沉闷的片子里出现的最直接冲突，也让人窥见两兄弟关系里的暗流涌动：立冬对哥哥不满、纠结、反抗，又有些“血浓于水”叠加“人之将死”的手下留情。

电影《漫长的告白》剧照。

虽然立冬在影片中反复被形容为怪咖，但异性缘更佳的立春，其实也背离了传统的阿尔法男性范式。他擅长言不由衷、张口就来，但其实这种虚张声势的底色是中年失意的人生。努力保持年轻时混不吝的风流样子，还是不得不成为一个为学区房烦闷上火的“阳痿”男人。

张律早年间的作品，经常被拿来和洪常秀作对比。确实，洪常秀也喜欢拍类似的角色，被驱逐出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只能溃败到百无聊赖的生活之中。《北村方向》中，主人公从重复的酒窝到重复的被窝，对不同而相似的耳朵伪善地说着陈词滥调；《这时对，那时错》捕捉的也是男与女的套路化的小城府，即使意外重重，但注定一无所获。区别在于，拉镜推镜之间，洪常秀把导演和角色的距离拉得很开；而张律给他的角色们都蒙着一层温情，像是一个家庭的大家长，因此观众容易把角色的谈吐当成创作者的心声。

电影《这时对，那时错》剧照。

对《漫长的告白》的欣赏，另一个原因是其中女性角色的塑造，并未落入男权结构里的性别窠臼。在接受“骨朵”采访时，张律分别用几个“反性别常规”的词，形容了三位主演在片场的风格：张鲁一是“哀愁、美丽、静水流深”，辛柏青是“妖娆、风情万种”， 而倪妮则是“洒脱、帅气、王者风范”。影片里的柳川确实是这样一个飒爽、独立的角色。

柳川的独立并不体现在对往事的洒脱原谅，而在于这个角色虽和立春、立冬等男性角色有交集，但仍然保留自我意识。你几乎可以想象在一部没有立春和立冬的电影里，柳川仍然存在于与她同名的小镇上。毕竟这部电影原名叫《柳川》，这就是属于柳川的电影。她在立春和立冬缺席的几十年经历过扎实的人生、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心路历程、云淡风轻地唱自己的歌。保持神秘、保持力量、保持敏感。

影片中我最喜欢的一段对话，就发生在女性主体之间。柳川和居酒屋的老板娘相对而坐，柳川用中文说起自己的一个梦，梦里有很多乌鸦把一只乌鸦压着打。这是影片中她第一次透露出先前面对男性角色时收敛的脆弱。而居酒屋的老板娘微笑着用日语回复：“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电影《漫长的告白》剧照。

总的来说，《漫长的告白》注定不会是一部在大众层面上叫好叫座的影片。诗歌写得太朦胧，就得承受被误读或者不读的代价。但我挺享受读这首诗，即使知道它的落落寡合，亦不想宣称我是“唯一正确地读懂它的人”。只是恰好它让我感到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孤独：“孤寂包含着更寂静的童年的早先，蓝色的夜，异乡人的夜间小路，灵魂在夜间的飞翔，甚至作为没落之门的朦胧。”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雁城；编辑：青青子；校对：贾宁。封面题图素材来自《漫长的告白》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