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客粤语

译/枯鱼

节选自Antonioni, Michelangelo. The Architecture of Vision: Writing and Interviews on Cinema. New York Marsilio Publishers, 1996.

访谈最初发表于1975年3月20日，即《过客》上映期间。

《奇遇》（L'avventura，1960）和《夜》（La notte，1961）上映当年，主要是我们这些评论家在看。从《放大》（Blow-Up，1966）上映到现在，大量普通观众也迷上了你的电影。你怎么解释这种变化？

现在的观众更成熟了，能轻松接纳某些不同主题、不同语言的电影。至于我自己，我会说，出于本能，我设法让我的电影更加——怎么说呢——美国人会说让人兴奋（exciting），更有趣。但这样说并不确切。准确来说，我找到了更直观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和感觉。也许我现在拍电影时，表达更深入，技巧更熟练。我也不知道。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一部电影不需要被“理解（understood）”，“感受（feel）”它就足够了。观看电影必须是完全个人的、感性的体验，就像读一首诗。有谁妄想完全解读一首诗？以《过客》（Professione: reporter，1975）为例（抱歉我总是提到这个片子，但是大家都乐于谈到它），影片最后一个段落，那个长镜头，观众无须从技术角度解读它，只需要跟随摄影机的移动，透过窗户，感受万物的缓缓流动。这就足够了。

在《过客》里，拍摄技法非常重要。当然，你的电影一向重视拍摄技法。

对我来说《过客》有一些不同。一般来说，我的摄影机移动总是要适应角色的移动。这部电影的变化是，如同主角，那个记者，摄影机以自己的逻辑移动，就好像它也对那些物体、风景、人物感兴趣。为何如此？说起来似乎有些自大，我只是跟随直觉拍摄，某种拍摄技法的意义只有在拍摄完成后才逐渐清晰起来。比如，回看《过客》时我会自问，某一场戏为何如此拍。说来奇怪，我总能找到意想不到的答案。比如，镜头摇过来，出现一辆车，但不知从何而来。这也许是一种暗示，角色抛弃了自己的过往，将一个死者的身份移花接木到自己身上，驾驶同一辆车。

而且我总是自由地用新方式来处理每一个电影段落。想想，你可能会说这个片子里没有一致的风格。但是因为内容不一样，每段戏的拍摄方法随之不一样。对我来说，这些不一样最终反而构成了一致的风格。总而言之，我对我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态度。

《过客》是今年上映的。除了1972年上映的电视纪录片《中国》（Chung Kuo - Cina，1972），你上一部电影是1970年的《扎布里斯基角》（Zabriskie Point，1970）。为什么中间相隔这么久？

因为在这期间，我在筹备两部电影。一个是《理论上的甜蜜》（Tecnicamente Dolce），这是卡洛·蓬蒂（Carlo Ponti）从其他制片人那里接手过来的项目。我几乎花了两年时间，写好剧本，甚至去撒丁岛、去热带雨林勘了景。但卡洛·蓬蒂最终决定放弃这个项目。他可能害怕我钻进雨林里就不走了，或者害怕我像作画一样拍电影。

另外一部电影源自卡尔维诺（Calvino）的小说《午夜司机》（The Night Driver）。一开始它被命名为《螺旋》（The Spiral），然后改成《嫉妒的颜色》（The Color of Jealousy），讲述一个妒火中烧的男人，每天开车离开自己的城市，赶赴情人所在的小镇。为了更好掌控颜色，我放弃常规的胶片摄影机，改用电视摄影机拍摄。但这一次倒是我对剧本不满意。我也找不到解决办法。于是我放弃了。这样，一年的时间又消耗殆尽。

你的下一部电影是关于意大利的，因为你说这些年在国外拍片子，会感觉丢掉了一些意大利的“根”。新电影的意大利语和意大利背景会帮助你寻根吗？

我们都植根于某一种语言、文化、历史环境。游历国外时，我吸收了外面的文化，但也失去了部分自己的文化。有点像一些作家，半年住美国，半年住欧洲。某一瞬间，他们不知道该写什么好。我说我要找到自己的根，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关注那些生于意大利、长于意大利的人，想去讲他们的故事。当然，如果我们近距离仔细观察意大利，它有时会让我们失望、颤抖。也许这个国家最后还是会改变我对它的热忱、把我推出门去。我知道很多人都持此看法。但我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点：试着去爱这个国家，即使你讨厌它的一部分。这里的“一部分”，我指的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在街头、在公共场合随处可见的一批人。有时候他们让我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

那你的电影呢？

我会说，因为我就是我，所以我的电影就是我的电影。有人说我是一个典型的精英主义导演。事实上，和大多数人的印象相反，从开始接触艺术起，我的心态就更自由、更放松。个人兴趣一直是我的动力。我电影中所有的角色都是虚构的，但也都是现实的，因为现实把他们送至我面前。我需要去倾听一句话，观察一个手势、一张脸、一个表情、一项活动、一个故事。让它们在我脑海中发酵，变成一场戏、一个段落，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不确定为何如此。也许是因为我的电影总是拍给某个人的。不是说大众，而是一个特定的人——一个朋友或一个女人。我总是这样，甚至年轻那会打网球也如此。如果有人观看，我就打得更好。有一次在博洛尼亚（Bologna），一项赛事的决赛，一开始几乎没有观众，我输了前两盘。随后更多观众到来，我赢了接下来的三盘。

我还想补充一点。相比卖力宣传，我希望我的电影静悄悄地上映。媒体版面和广告牌总是吵吵嚷嚷，吹捧一部电影，一个劲催促观众去观看它、去膜拜它。但是广告包装出来的电影偏离了它的本来面目。因此，如果一部电影是美的，应该放弃这种粗暴的包装，让它和观众悄然相遇。

你的电影有自传性质吗？

想达成自传体只有一个办法：彻底地推诚布公。也就是说，不管写什么、把什么放进电影都不视之私密。人得相当不怕羞才能做到这点，我做不到。我达成自传性质的方式不一样，视情况而定，取决于我见到的人、我做的事、我工作时看到的光影。这些都会影响我的拍摄，影响我制作一场戏。因此，如果哪个角色有我的一些影子，这是自然而然的。相反，如果说我的角色和我没有一点关系，那反而很假。

未来呢？

我开始厌倦现在的电影了。有太多技术限制。太荒诞了，我们还在使用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的摄影机，还在挖空心思粉饰现实、屈从欲望。我们不能完全控制色彩，不能像画家那样运用色彩。因此我思考过使用电视摄影机，下部电影还会再次考虑。因为只有磁带才能避免胶片洗印工艺带来的艺术妥协。在磁带上，影像的色彩可以进行电子校正。虽然它确有很多技术缺陷，但是优势很突出。你问我：“电影的未来如何？”如果不是电影工业结构带来的限制，电影的未来可能早已到来。电影的未来，胶片会消失，电影洗印会消失，胶片摄影机会消失，至少三分之一商业电影公司会消失。你怎么认为呢？所有这一切会轻易消失吗？在所有艺术门类里，电影最依赖生活，电影也必须去着手改变生活。毕竟，我们的生活远非井井有条。

有一些剧情没有评论清楚。

但是他现在却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他的失根状态和那种要逃离和摆脱生活的观念所形成的惯性他根本不能好好的爱她。

这个体现在他多次问她，你TM在这里干什么?

他一而再的把她从身边支走，但是当她真的要离开时，他又把她追了回来

这个在乡村水果园，她突然走开，搭了车，说希望你赶得上，结果他还是赶上来了。

她爱上他，为他逃避自己消失的身份，最终还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