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

该剧作为一部以历史大事线条为脉络的电视剧，其前提就是客观公正尊重历史，但就很多细节而言，不够尊重历史事实。

如二十一条的签订，并没有客观的展现出谈判的全过程（谈判旷日持久，北洋政府做了很多努力），没有展现出北洋政府的无奈和辛酸（日本政府要求谈判过程中严格保密，让北洋政府无法通过国际压力和国内舆论创造谈判优势），北洋政府无意签订协议，在谈判的整个过程中，事实上只接受了其中的十一二条，并没有接受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很多协定都没有接受，基本上超水平完成了任务。

但是本部剧一开始就先入为主的定性，居然表现出袁世凯乐意接受二十一条的态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把整个国家整个时代的悲哀强加到某个人某个政府身上，让人对这部剧大失所望。试问在那个大环境下，哪个政府哪位领导人可以做到完美或者说更好，不了解真正的历史，只看官方定性的历史去拍电视剧，剧组没有自己的思考，无法也无能去反应真正的历史。

剧中很多内容都不客观，无法展现事实上的大时代，只能说电视剧大众化趋势无法阻挡。

我因为奇怪给《觉醒年代》打一星的人是怎样想的，就特意去看了豆瓣部分的一星剧评。

非议主要集中两点：其一，认为太多的政治说教，可本来就是一部表现政治思想的剧，更是百周年献礼剧，有些政治理念宣传也难免。我个人觉得还行，新旧阵营你我来往的语言文字交锋，煞是好看。认为政治说教偏多的人，有些大概是不认同或者不感兴趣剧里的意识形态；其二，从风格技巧上批评剧，比如，镜头和情节的浪漫美化，有些细节和历史不尽相符，等等。

让我想不明的是：即使以上两个问题都存在，它也不应该只值一星。影视作品很难尽善尽美，《觉醒年代》也不例外。不过《觉醒年代》有两方面的表现做得特别好，一是家国情怀，二是热血青春。

《觉醒年代》剧照

家国情怀和政治立场没有必然关系。它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已经流淌了两千多年，从屈原在汨罗江的纵身一跳、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宏愿、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句，从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留取丹心，家国情怀就已经存在。

所以，当看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国为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经危蹈险、不惧牺牲，即使不是信仰主义的观众，依然能够感动、也应该感动。因为从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不屈、不灭的精神和灵魂，他们才堪称中国人的真正脊梁。

至于热血青春，我相信今天的青年人，能从《觉醒年代》看到一百多年前的那些青年，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而去读书求学，是将民众幸福和民族前途时时牵挂于心。陈延年、陈乔年以及北大等校的那些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激情满怀、甘洒热血，而不只是成天算计着个人的前途和利益。

可以说，《觉醒年代》关于青年的部分，让我们看到的竟然是一部没有任何无脑恋爱，甚至连有脑恋爱都欠缺的青春片。

将近现代革命历史人物以青春偶像的形式展示，起源于2007年播出的描写青少年毛泽东及其同学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这部剧不仅豆瓣8.9分，更在当年就取得了收视率的成功。

《恰同学少年》以青春偶像剧的形式反映革命先辈的少年时代

这种拍摄方法，在康洪雷导演的描写留法勤工俭学的《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得到延续，这部剧至今在豆瓣有9.2的高分。这种风格进而影响到今天《觉醒年代》描写青年成长的部分。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剧照，右一是《觉醒年代》也有的陈乔年，他是《我》剧少有的有爱情线的角色

这些电视剧的相似点在于，青年人物外形没有完全遵循真实的历史原型，而是不同程度上予以美化，使得人物具有类似青春偶像的形象气质，又凸显了历史人物本来应该就具有的昂扬向上的精神。

此外，在人物关系和情节细节反面，做了一定程度的丰富，强化了人物的情感关系和人物冲突。这些做法提升电视剧的可看性，尤其是对于当代年轻人的吸引力。

也许有人担心，这样或许会造成对历史的美化式、浪漫式、戏说式的呈现。我的看法是，影视本来就不是历史的简单还原，更是基于历史的二次创作，对历史有所增减和升华。只要人物关键性格和主要命运于史有据，人物外形或者部分细节脱离历史就无关紧要。

何况影视作品对历史人物青年时期的外形，加上美丽滤镜，其实不乏现实的依据。前阵子从新闻看到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17岁的照片，张桂梅校长的事迹无疑非常感人，不过她今天的外貌和世俗眼中的美丽却不沾边。但从照片看，她十七岁的形象却青春可爱。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十几岁、二十多的姑娘小伙很少有真正丑的人，青春本身就是美丽的，何况是那些投身于理想和激情的青春。

在大部分主要人物、背景和情节依据历史的前提上，虚构了少部分人物，又在人物和故事细节做了细化和扩充。从影视创作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进步，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人物才从历史属性的形象，发展为兼有历史属性和文艺属性的形象。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诸葛亮等一样。

至于那些仅仅因为不喜欢电视剧中呈现的意识形态，或者一些对历史进行偶像化、浪漫化的展示，就无视电视剧中那些最感人的核心——家国情怀、热血青春，我有时怀疑他们是否被自己的政治倾向遮蔽了眼光，或者每当谈起影视，就永远停留于故作冷静的技术性审视。他们可能没有真正年轻过，没有拥有过属于自己的热血青春，自然也就缺乏这种共情。

引言

今年是众所周知的100周年，所以相关历史主旋律题材是少不了的。这其中，我最期待的两部剧，一文一武——《觉醒年代》《人生若如初见》。

觉醒年代 (2021)

9.3

2021 / 中国大陆 / 剧情 历史 / 张永新 / 于和伟 张桐

人生若如初见 (2023)

尚未播出

2023 / 中国大陆 / 剧情 历史 / 王伟 / 李现 春夏

这种剧最重要的其实是编剧。《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编剧代表作《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人生若如初见》编剧江奇涛，编剧代表作《人间正道是沧桑》。都是如雷贯耳的作品。《人生若如初见》还没开播，所以今天就只说《觉醒年代》吧。这个剧43集，3月19日刚完结。

《觉醒年代》，给我的感觉就一个字：“爽”。

我印象中，在文章里这么怼着读者的脸推荐一部作品的时候还是很少的（上次应该是《流浪地球》）。但是！我今天必须说，《觉醒年代》真的让我感觉很爽！

为什么，一部历史主旋律题材剧，一部讲述1915-1921年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纯文戏的剧，一部从头到尾基本都是一群文人演讲、开会、讨论、吵架、骂街的剧，也能这么爽？

爽在哪？

首先爽在三重理性，涉及历史的逻辑、历史的细节、历史的人物。总的来说，这部关于历史的剧，爽就爽在基调是很理性的，甚至有着直逼学术的严谨。先举一个微小的例子爽一爽：这部剧能做到1919年巴黎和会上挂着的六面国旗都符合史实。

可别以为这很简单。正如B站UP主“史图馆”和“天恶之”所考证的，六面国旗中很容易被观众忽视的是，法国国旗采用了1976年以前的深蓝三色旗（可以拿现在的浅蓝三色旗去比较一下），美国国旗采用了1912-1959年的48星星条旗，日本国旗采用了1999年以前的10:7日章旗（可以看出比其他国旗要宽）；而且，英国国旗不是一个轴对称图像，而是一个中心对称图像，靠近旗杆的两条红白双色十字斜条中的上部主要应为白色，剧中也挂对了。当然，这些百度的话都能百度到，不过有多少创作者愿意花这个时间呢？

而剧集也不是以一种冰冷的或是不近人情的态度去讲历史。它引导你去感受历史的温度。那段历史是绝望彻骨的、是激情澎湃的、甚至是幽默活泼的。能密集地感受这样丰富饱满的情感，又是一种爽。

接下来我们就把历史的逻辑、细节、人物与温度，分为四部分，展开详细说说吧。

一、逻辑清晰、史料扎实

可能一说到主旋律题材，有人就反应成歌功颂德。不能不说有一些作品确实是这么干的；但真正的主旋律——不管哪国的——最重要的是逻辑。因为主旋律的目的在于阐述某一思想（也就是主旋律思想）的正确性，尤其是要说服那些还不了解、甚至是反对这一思想的人，这种时候不用逻辑怎么可以呢？光歌功颂德是不可以的，至少要像好莱坞一样编一个逻辑自洽的故事作论据。

那么现在说《觉醒年代》，它的目的在于阐述为什么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论据不用编，现成的，就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新文化运动。但是新文化运动千头万绪，还是需要逻辑来组织。

《觉醒年代》的故事开始于1915年。这一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迫不得已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民四条约》（“二十一条”修正案）。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痛苦和迷茫：说好的共和能救中国呢？到底什么能救中国呢？

有人认为，共和政体已成，封建思想未去。由此，引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此后，编剧研究文献的功底就显露出来了，这个剧在组织情节时就像在做文献综述，采用了一种纵横结合式写法：“纵”即纵向按时间顺序写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横”即横向比较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思潮流派。这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有他们的代表性言论，都有所展现。比如陈独秀《敬告青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鲁迅《狂人日记》、李大钊《青春》《庶民的胜利》，各种语文、历史课本中的经典“台词”，都以近乎原文的形式出现，演员朗诵时声情并茂，令人血脉喷张。

另外，本剧虽讲文化史，但也重点选取了与新文化运动联系紧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表现，如“二十一条”、张勋复辟、十月革命、一战结束、五四运动。这些事件要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要么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启发而产生。从前25集来看，这个思路非常清晰，完全可以用来做历史教学，我甚至可以草拟一个大纲。

这样，全剧以新文化运动为主线，结合时事，通过其他主义的陆续失败，一步一步论证了为什么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是高中历史、还是大学的近现代史纲要，都讲过这段历史，但是高度概括、高度抽象；民国北洋时代的历史又一直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著称。这些都导致这段历史的面目很模糊。

而《觉醒年代》点线面结合，把这段历史讲得一气呵成，着实让人有一种掌握知识点的爽感。

二、厚重写实、灵动写意

有了逻辑、有了史料，从表达观点的角度说就够了；但对电视剧来说还不够，因为电视剧不是论文，不能只做一下文献综述就拉倒了。有了骨架，还要有血肉，要让观众进入历史，设身处地，这样才能更容易领会剧集所表达的观点。

让观众进入历史的最佳方法就是填充历史的细节，剧集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写实与写意相结合。

首先是写实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各阶层，例如在毛泽东登场时，给了一个他冒雨跑过长沙的街巷的长镜头，颇有“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的意境——观众跟随他的视角，看到了长沙城内各个阶级，以及富人、穷人两个世界。世道艰难，一目了然。

再比如为鲁迅登场起铺垫作用的场景，正是由他小说《示众》《阿Q正传》中看客围观刑罚的场景，以及《药》中愚民买人血馒头的场景结合起来的。

鲁迅登场时正在看碑文，紧接着就是与钱玄同的“铁屋子”论辩，这些都记载在《呐喊·自序》中。

但这写仅仅是为了写实而拍吗？当然不是，拍这些也是为了写意，展现那个年代的社会不公与民众愚昧。

剧集的其他细节性隐喻非常多。

比如，北京城里的车轮艰难地在不合适的沟中东倒西歪地行进，暗示中国走了不合适的路。

袁世凯的府邸中黑云压城、白天打灯，暗示他已穷途末路。

给到老百姓的镜头，常混杂着牛、鱼、猴、鸭，而且是特写，暗示民智未开。

而给到先进知识分子的镜头，又搭配向上爬的蚂蚁、走出井底的青蛙、舞刀弄枪的螳螂、振翅高飞的白鸽等特写，暗示革命者力量虽小但前途无量。

这些都只是我记得的一部分细节而已，如果用心观察，还能发现更多。仅鲁迅登场这几分钟，我能看出来的，就化用了关于他的四个文学、历史典故。对于不喜欢水剧情的人来说，信息量密集也是特别爽的。

三、大江淘尽，风流人物

最后说到历史人物了，这是剧集的核心。剧集在历史人物的塑造方面有三个优点。

一是对历史人物英雄的一面，和凡人的一面的把握都非常到位。

有些主旋律，过于侧重“英雄”，使得说教意味太浓；有些主旋律商业片，过于侧重“凡人”，使得理想主义太弱。稍微好一点的作品，浓墨重彩“英雄”的一面，穿插些许“凡人”的一面，但实际上搞得像是两个人。

为什么一个历史人物不可以既是英雄，也是凡人呢？

剧集又是怎样做到让一个历史人物既是英雄，也是凡人呢？最重要的是将人物的英雄行为与凡人行为，统一于一个性格与价值观框架。

例如陈独秀，他的性格刚烈不羁，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决定了在文化上、政治上他与封建主义者进行激烈的争斗，这是他英雄的一面；刚烈不羁，换句话说就是脾气暴躁，再加上他常年斗争不顾家，所以他还要与自己的两个孩子“斗”，这是他凡人的一面。

二是注重人物的复杂性。

还是陈独秀，他又有温情脉脉的一面。平日里他对孩子严格要求，时不时还大吼大叫，但暗地里欣慰他们的成长。在两个孩子将远行时，还特意亲手给他们炒花生。

又如辜鸿铭，既是顽固的文化复古派，又是坚决的文化守护者。

三是揭示人物终究是属于历史的。

剧集有两条很重要的人物主线：一是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在亲情上、政治上从隔阂到和解；二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从文化上志同道合，到政治上分道扬镳。

剧集安排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台词，暗示了他们的命运。

陈独秀一大家子在一起时，陈延年在批评陈独秀的暴躁时说：“性格决定命运。”后来陈延年又自述：“我是立志要为国家献身的。”后来当这一家逐渐形成一个亲情上、政治上的统一体时，观众已经知道他们将迎来更加残酷的命运。所以这一刻被渲染得越美好，也就越残酷。

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在一起痛饮，此时嫌隙已生。酒后，陈独秀在家门口的水洼里铺上砖头，对喝醉的胡适说：“前路坎坷，小心脚下。”胡适醉醺醺地答道：“我走了。我自己走。”观众知道，后来胡适不仅失去了陈李挚友，而且还失去了国共支持，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历史人物最终逃不脱历史，这是他们的宿命。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感受历史沧桑，也是一种爽。

四、天若有情天亦老

历史的温度——我这里说的历史的温度是指什么呢？是在经历了前面三重理性的思考之后，突然抛去这些，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然后从历史中能最直接感受到的东西。

我能感受到绝望彻骨。

故事始于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窃取胜利，革命者流亡海外；“二十一条”的出现，使中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张勋12天的复辟，上演了一出可恨又可笑的闹剧；中国成为一战战胜国，转眼间就被端上列强谈判桌任人宰割。

中国老百姓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平日里最大的爱好是抽大烟、看杀头。中国知识分子绝望，陈独秀流亡日本，说这个国家无药可救；鲁迅每天沉默地抄碑文，说与其唤醒大家，不如让他们在熟睡中没有悲哀地死去。

绝望的高潮是，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当局迫害，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时值隆冬，他们路过天津海河，看到沿岸饥民遍野，天地为之色变。陈独秀伏地大哭，李大钊无声落泪，连拉车的马儿似乎也读懂他们的心意。建党的念头在这一刻发芽，配上阿鲲（恰好他也参与了《流浪地球》作曲）创作的由哀婉沉重、到裂变觉醒、到心意已决、到怒而奋起的主题曲，构成了全剧最震撼的段落。

觉醒年代 电视剧原声大碟

9.7

阿鲲 / 2021

但绝望，也催生决心、催生激情。

我能感受到激情澎湃。

新旧文化两派在北大唇枪舌剑，演讲者不是博得满堂喝彩就是被扔一身垃圾；李大钊在一战结束后聚众高呼“庶民的胜利”，向工人们热烈地宣传社会主义；陈独秀目睹五四运动期间军警大肆抓捕进步学生，终于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全国发动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五四洪流终于震撼了北洋政府。

但这激情不是只用于斗争。亲情、爱情、友情，无一不令人感动。陈独秀与蔡元培在北京相遇热情拥抱，异国画手偶然间画下了这一幕，这既为画面增添了生活趣味，又暗示这将是永留史册的历史性一幕。

激情也永远不会消退，即使是在刑场上的那一刻。陈延年、陈乔年出国时，用蒙太奇以及双重曝光手法穿插了他们数年后在刑场上的场景，表现他们的初心未改（我哭了，你呢）。

我还能感受到幽默活泼。

李大钊把工资送给了贫困学生，只能哄孩子吃肉有诸多坏处；结果蔡元培送来工资，他又立刻变脸带孩子去吃肉了。

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们，正是他们最好的年纪，他们也喜欢打闹、画画、音乐、电影。

旧文人迂腐但又有点原则的样子，让人好笑胜过让人生气。“新文化”三人组为了拉拢辜鸿铭协助对付英国人，不迭地给他溜须拍马戴高帽，堪称全剧最搞笑段落。

即便是那些最反动的反动派，也经常要么被进步人士怼得哑口无言，要么被人民运动吓得瑟瑟发抖，要么互相抱怨互相甩锅，在滑稽的配乐中出尽洋相。其中吴炳湘是反派第一搞笑担当。

用激情与幽默面对绝望，这是一种饱含着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叙事语气，也再现了当年革命者的气概。革命是非常艰苦，敌人是非常可怕——但若敌人那层可怕的伪装被激情刺穿，被幽默剥去，他们的一切看上去的威严、睿智、强悍，也就跟着一扫而空。他们像是被踩进泥土里的佛像，再也叫人怕不起来了。

结语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表达，这么一部非常严肃的历史主旋律题材，其实既有知识，又很通俗。它通俗到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群青年人在睿智导师引领下激情创业的爽文，时不时还有一些重磅人物来客串。这部剧简直可以像漫威电影宇宙那样搞一个红色宇宙了。按照这个模式来，主旋律优质批量生产或有可能（其实不可能，还得看各剧组的能力和态度，我就口嗨一下）。

最后，再来感受一下剧中人物们的深刻思想、澎湃激情与隽永文笔吧。

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

——1916年《青春》，李大钊

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1918年《庶民的胜利》，李大钊

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1919年《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919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

哪怕是仅仅从剧中引用的这几段文字，我们也清楚地看到，10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少数知识分子的觉醒，发展为人民觉醒，一片新的浪潮正在形成，奔向1921年7月那个注定的日子。今日读来，仍然铿锵有力。

花絮

被央视洗了稿，在《面对面》20210502期25'00''-25'30''。不是什么大事儿，说出来还挺凡，但作为曾经的学术工作者，对这种不当引用真的很烦。

大家好，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片片。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首先要祝所有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

今个咱们要聊的，是一部当下热播的主旋律电视剧《觉醒年代》。

我们今天能欢度妇女节、儿童节、劳动节等等节日。

都和这部剧里描述的历史息息相关。

为了刷这部剧，我还提前做了一些功课。

剧中出现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等角色；

以及《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事件，单拎出名字，个个家喻户晓。

稍微冷门一点的辜鸿铭、章士钊、邓中夏、易白沙等人，你肯定看着眼熟。

有些小伙伴估计这些年网上冲浪，也看过他们的故事。

图片为辜鸿铭

但真的讲清楚这些人，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还缺少佳作。

以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们，更热衷于1921年乃至1937年之后的故事。

毕竟，里面可以穿插大量战争内容和我们熟悉的那批革命元勋，更容易吸引观众。

但这也造成了自辛亥革命到建党元年之间出现了一段历史留白。

而《觉醒年代》的出现，巧妙的填补了这块空白。

整部剧，横跨了1915~1921六年多时间。

以《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草创诞生为契机，引出了之后的一票历史大事件。

相比较后来连绵数十载的战乱，当时的中国面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

“未来在哪里？”

所以，本剧的一开头从“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讲起。

正如《茶馆》里的那句台词：“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

对“共和”从希望到失望的落差，让所有人陷入迷茫，也让当时的中国变成一滩浑浊的死水。

《新青年》的出现，则如同深潭中落下的一颗石子，体量虽小，却激起一片涟漪。

因为它为中国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

迷茫的中国犹如倒卧的狮群，潜力巨大又死气沉沉。

但终究会有人率先醒来，他也许孱弱，也许不值一提。

然而，他打破了寂静的黑夜，他站了起来。

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这批人，正是第一批站起来的雄狮。

这是向迷茫宣战的开始。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这很热血，可听上去不还是说教嘛！”

在我看来，这正是《觉醒时代》在剧情处理中最成功的地方。

我管它叫“有大道理，更有小生活”。

在面对大事件时，我们能看到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元勋拍案而起的伟岸。

可下一个镜头，褪去伟人光环的角色，又会变成一个嬉笑怒骂的普通人。

大笔一挥便翻云覆雨的陈独秀，却偏偏搞不定家庭关系，站在台上有多风光，见到儿子就有多狼狈。

严肃英勇的李大钊，也会为了没钱吃涮肉，在孩子面前编出“吃肉塞牙”这种蹩脚瞎话。

北大校长蔡元培那句：

平时冶游，考试来了，才去翻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以此活动于社会……

直接给我看笑了，这不就是我自己嘛。

而倡导“新文化”的胡适，恰恰是包办婚姻的“旧人”，每天被辜鸿铭、黄侃等保守派“带恶人”编排段子。

“新文化”与“旧势力”在北大这个舞台上缠斗厮杀。

他们各持己见，围绕《新青年》明争暗斗，乃至磨牙吮血。

大家似乎都在寻找对方破绽，逮到机会便要推塔拿头破高地。

可在外敌当前时，他们又枪口对外。

面对英国大使朱尔典的步步紧逼，打出撒手锏的，恰恰是留着辫子的辜鸿铭。

可等外敌退散，继续编排段子大谈“新文化”幼稚的，还是辜鸿铭。

到此为止，我没有看到太多口号和说教。

也没有看到通篇英勇无畏或者挥斥方遒的大格局。

甚至觉得某个地方、某个角色、某个行为非常“没品”和“懦弱”。

可转头细品，关于中国未来的争论和思辨，已经浓缩进了讲台、餐桌、卧室、街巷这一方方小天地里。

对比不少传统主旋律作品宣讲道理的“泰山压顶”，分分钟梦回高数课堂。

《觉醒年代》也在宣讲，却更偏向“润物无声”。

就像剧情多次提到的“新旧之争”，各家泰斗各执一词公开辩论。

冲突和争论连珠炮一样摆在观众面前，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金句破解杂乱如麻的逻辑。

这时候，“真理”和“道理”就成了推进剧情的核心，没它抬一手，大家就只能困在死局里。

此时，再把早已准备好的理论，或言辞激昂，或娓娓道来。

这才叫“顺理成章”、“上下而求索，终得之”。

剧情矛盾得到了解决，爱国主义情怀也在观众最轻松也最亢奋的时候印在了脑子里。

用这种方式得来的结果，还是简单的说教吗？

不，这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在很多近代正剧里，对于旧时代的背景刻画很好，却总难以引起我的共情。

我琢磨了很久都不得其解。

但看完《觉醒年代》，或许给了我一个答案——这些表现都过于突兀。

要么，就是直接展现旧时代高层的腐朽，再用战斗夺取胜利。

要么，就是某地又出了一个“周扒皮”，它如何鱼肉乡里，又如何被“天降猛男”推翻。

虽然历史上，穷苦大众确有这样的遭遇，但看多了，总有股“套路”之嫌。

而《觉醒年代》换了一种新思路。

前面提到，它的背景是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最混乱也最黑暗的时代。

它在控诉袁世凯的窃国、张勋的倒行逆施、军阀拿国器做赌桌……

很多人知道这些事，但也仅仅停留在“知道”。

而《觉醒年代》在保留主线之外，又时不时的会穿插“街景”。

比如毛泽东同志登场时的这个场景：

没有任何多余的台词，一组不到五秒钟的镜头，已经把旧时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展现的淋漓尽致。

再比如“张勋复辟”回目。

闻听“皇上回鸾”的遗老遗少挂着假辫子弹冠相庆、黄龙旗漫天飞舞、“辫子军”横冲直撞。

似乎“重回帝制”才是民心所向，共和完犊子了。

但下一场，张勋倒台，满街都是“99新马尾巴和补子服大甩卖”。

这种荒诞，配上每逢大事必出场的猴子，两组镜头一碰。

观众欣然一笑：又是一场好猴戏。

一场场混乱的时代闹剧凑在一起，很容易就把观众代入那个变革的年代。

然后像我一样开始自动思考“旧社会真的会吃人”。

再然后，即便已经“剧透”完历史趋势的人，也会忍不住多想一下“怎么办”。

好的，尖锐的问题通过细节的刻画被抛出，后面自然是解题的思路：

从《新青年》开始，一群有识之士站了出来。

他们用自己的学识、知识和认知不断探索新文化、新思想。

而他们所总结出的观念、逻辑，又被不断精进改良，成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崛起的理论基础。

再后面，便是金戈铁马血与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恰如历史向前，曲水流觞，水到渠成。

作为一部党政献礼片，在“建党百年”这个时间点播出，《觉醒年代》肩负“纪念建党大业”和“弘扬爱国传统”的责任。

毫无疑问，它做的非常好。

但于我而言，《觉醒年代》又有另一层深意：

疫情笼罩下的2020，让中国蒙受苦难，并一度成为众矢之的。

来自美国的狙击、印度的挑衅、BBC和CNN的谎言，加上国内个别跳梁小丑的狺狺狂吠、对岸某伪政权菠萝凤梨傻傻分不清的xx行为……

加之当下正处于改革开放转型的关键时期。

《觉醒年代》很多人应该看，并引起反思，和振奋进取之心。

尤其是这样的浑人更应该好好看看

如今的我们，有能力反击图谋不轨者！

也有能力享受本该是我们享受的权益，以及挺直腰杆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一切的前提，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强大的祖国。

《觉醒年代》现在已经逐渐更新至高潮部分，我也会继续追下去。

小伙伴们如果还想继续看我讲主旋律影视作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点播。

提醒一下，《潜伏》也算主旋律剧哦，我一直在等机会做解说。

这就看大家留言点赞了。

大家快动动小手指吧！

一个赞，就是一颗红心！

快让我知道有多少人爱看这种正能量爆棚的好剧！

拜了个拜。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阿翟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原文链接：//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135159 ）

2月1日，期待已久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开播。该剧时间跨度大致为1915年袁世凯复辟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可以视为一部剧版的《建党伟业》，相比于电影受制于篇幅，长达43集的电视剧可以更细致地把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与细微处的社会众生相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讲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诞生。

这部剧的剧名叫《觉醒年代》，1915-1921年的六年时间，恰恰是一个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近代中国的历史，始终无法拒绝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国门被迫打开以来，不同时代先进的中国人至少知道中国应该“自强求富”、应该“维新变法”、应该“共和革命”，甚至是不那么先进的义和团，也知道要“扶清灭洋”，这是他们给出的回答，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条路怎么走下去？

然而对于1915年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艰难。当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撕破辛亥革命虚假胜利的外衣，当年曾以为革命胜利就可以救中国的中国人才发现，走政治革命的道路救不了中国。

这样的惨痛局面不禁让当时的人们沉思。

“路在哪里？”

“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公历1912年2月12日，是大清宣统三年的最后一天，寒风凛冽，紫禁城里的隆裕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三天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是袁世凯此前早已和革命党人达成的约定。袁世凯按照约定劝退了清朝皇室，革命党自然要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革命，“胜利”了。中国，“共和”了。

当君主专制制度这个让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被推翻，中国的富强仿佛已是指日可待，可以训练一百万新式军队，也可以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人与人见面不用跪拜，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然而很快，历史就无情地碾碎了这番美好的愿望，袁世凯废除约法、绑架国会、镇压二次革命，还把自己运作成了终身制的、不受约束的“大总统”，在“共和”的外衣下，包裹着的还是专制主义。中华民国的庙堂之上，还是大清的官僚，总统是大清的内阁总理，军官是大清的将领，地方的都督是大清的巡抚，至于人民——那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恐怕只知道黄龙旗换成了五色旗，“大总统”不过是换了个称谓的“皇帝”，山野之间，甚至还用着光绪的年号。

“共和”的中国，依然贫苦不堪、羸弱不堪，财政全靠出卖主权，国家依然遭受着列强的肆意欺凌。

先行者们回过神来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革命，胜利了吗？中国，共和了吗？

《觉醒年代》的第一场戏，是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

今天我们谈起“二十一条”，总是会在前面加上“丧权辱国”的定语，它比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来的每一部不平等条约更加危险，因为这一次，日本人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割地赔款”“开埠通商”，而是要趁着西方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空隙“灭亡中国”。如果说1895年割让台湾时，大陆人还无法切身体会台湾人民的痛苦，那么这一次，则将痛苦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二十一条”里的部分条款。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日本公使并且表示，如果袁世凯不接受“二十一条”，“将以东北模式接管山东”。

很显然，这样的条约一签，国将不国。面对日本的威逼利诱，袁世凯最终还是同意了，虽然他拒绝了最苛刻的部分条款，也在具体的执行中消极抵制，但仍然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熊熊怒火。

这一场短短的开场戏，既由签约导致的民怨沸腾引出了这部剧的主要人物——李大钊、陈独秀，同时也由“二十一条”中“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条款，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埋下了伏笔。

第二场戏则转到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的聚会现场，这里既有李大钊、高一涵这样的留日学生，也有陈独秀、章士钊等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这两种人的形象都是在同类题材的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在以往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留学生都是满怀着一腔热忱向西方列强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药方的，毕竟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被铭记在历史上。

然而，在《觉醒年代》这部剧中，还存在着那个年代的第三种人。

近代中国早期的海外留学生，大多是朝廷选派的穷苦幼童，既能给自己谋个出路，也能学一些西洋先进技术报效国家，那个时候，稍有些资本的家庭都不会鼓励孩子走这条路，毕竟通过读书、参加科举就能考个功名，确实没有必要远赴异国他乡吃苦受罪。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不再对后来者开放，后科举时代的新体制里，出洋留学再回国，成了读书人，特别是官宦子弟新的进阶之路。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先生，在其1910年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谋身进阶而出洋留学的群体必定也不是少数，可能因为这些对历史进程无所助益的人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看到的只有领风气之先、开时代先河的新青年们，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觉醒年代》的编剧虚构了一个跳梁小丑般的反派角色形象——张丰载，将当时形形色色的“第三种人”集中表现在这一个反派角色身上。

这样的设计其实是非常讨巧的，可能张丰载在剧中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在现实里是不同的人所为，但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同一类人”，作为反派，对于剧情的作用主要是制造冲突、推进情节，同时也为正面角色做一个衬托。将一个时代诸多反面行为放在一个角色身上，既不需要将过多的笔墨用在“工具人”身上，同时也远比设计多个同类角色更能表现一种“反派的连贯性”。

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现场，当李大钊为国难当头而慷慨陈词、仰天悲愤时，张丰载便阴阳怪气地嘲讽；在归国渡船的甲板上，面对惨遭日本人欺辱的中国同胞，陈独秀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张丰载和他的同伴们在一旁看热闹，唯恐天下不乱。一番反衬，为己与为国的境界之分就显露无遗。

从前两集张丰载的只言片语中，观众可以窥见这个角色的人物画像：公费留学的官宦子弟，在旧官场有些背景，投机钻营，年轻但守旧，品行低劣。

当然，反派角色的设计也是为了服务主线情节的发展，在《觉醒年代》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是这部剧的主角，也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

张桐饰演李大钊

于和伟饰演陈独秀

那一年，李大钊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陈独秀因二次革命失败在日本流亡，两人因这场声讨袁世凯的留学生聚会而相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点燃了漂泊异乡的年轻学生心中积压的情绪，慷慨悲愤的革命者、新青年毅然决定回国。

“回国做什么？”

“救国。”

“怎么救？”

“不知道。”

今天的我们作为后世人，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土地革命，广泛发动群众，支部建在连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但是，我们必须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知识精英在书房里坐而论道论出来的，也不是演说家在集会上讲出来的，而是历经了百余年血与火的锤炼，在一次次的失败与牺牲中闯出来的。

只有闯出来的，才能知道哪一条路是正确的。对于1915年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来说，他们还看不到多少希望，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轰轰烈烈，但归根结底还是精英阶层的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博弈与斗争，精英们觉醒了，民众，依然沉睡着。

当革命先行者为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口诛笔伐时，乡村市井之间的老百姓至多能看懂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记录了张勋复辟时的北京老百姓的反应：“宣统皇帝在登基不到两个星期后，再次退位，回归隐居生活。那些飘扬在北京城的龙旗再次被认真地折好，以便有一天，如果皇帝再度归来，它们能再次挂起。”

当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可以不事生产、坐而论道的时候，占了中国人口最大比重的劳动人民，却还要为一衣一饭这样的基本生存需要苦苦挣扎，甚至卖儿鬻女，这样的惨剧却是当时底层社会的日常。

不彻底的精英革命，救不了中国。

目睹了精英革命如何走向失败的李大钊、陈独秀终于意识到，要想真正地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国，就必须要唤醒作为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农民、工人、贩夫走卒，只有将新的革命建立在这些他们参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用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后来被他们称作“德先生”“赛先生”的“民主”与“科学”，创办了一本杂志，就是后来一枝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LA JEUNESSE）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

一个“新”字，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份刊物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向往。这是陈独秀在他过去看到的失败中总结出的教训，他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

后来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此发端。当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取代了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当生动形象的白话小说取代了深奥枯燥的学术论文，当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将文化与思想带给了底层的劳动人民，社会才能真正改造，民众才能真正觉醒。

侯京健饰演毛泽东

此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十月革命万里之外的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则在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巨浪。

看起来科举只需要通过考试就能成为人上人，事实上这个东西是极度依赖整个帝国系统运行的。当系统本身出现问题时，大家都得死。到了民国，连科举都没了，于是只能自创一种叫民国大师的职业，假装维持自己是统治阶级的体面。

辜鸿铭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自己不是了，所以他不假装，所以他真实。虽然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但他不伪装。剪个辫子赶跑皇帝就能改变，这是自己骗自己。蔡元培假装自己清醒，到27年的时候终于撑不下去了，412就有他的一份血债。陈独秀觉得自己找到了办法，但家家酒不长久。

改变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大生产。这是27年后我党至今真正做到并且一直在继续做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学党史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身份认同，而不是焦急地思考我是谁却忽略了社会生产。

清末民初的知识青年是不可以也不能够与今天的学生们对标的，他们本质上是一群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的遗民。《觉醒年代》是一部好剧，但我要说，它最好的地方是明确写清楚了当时这批「遗民」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近代史以来我党的作用和地位。

这里说遗民，本质上是指代明清帝国覆亡后，无论是通过科举还是功荫都无法进一步完成社会身份构建的一批人。他们曾经是明清士人，是明清帝国给予了他们政治地位，但现在全都失去了。所以不要只认为郑孝胥和康有为是遗民，蔡元培和陈独秀照样是遗民，只是后二人在试图在旧有的帝国社会结构中采用新的社会运行办法。所以郑孝胥和康有为早早被淘汰了，蔡元培先失败了，陈独秀后失败了。

同样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毛泽东1915年时写的那首诗：「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尽管无数人都在感慨他早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但如果真的熟悉明清社会结构的话，才会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爱国热情。这个热情可不是凭空产生的，否则为什么从1840年要等109年才能建立新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我党作为中流砥柱才能进行全民族动员？

答案其实是，在1915年，尽管毛泽东的经济身份依旧是富农的儿子，但他的社会身份已经跳出了这一层。事实上，从1909年毛泽东考上东山小学堂的那一刻起，他的社会身份就发生了改变。

千万不要以为当年的小学堂就是今天的小学。在义务教育没有普及的情况下，甚至说在明清社会结构没有被真正动摇的情况下，小学堂，尤其是这种新式小学堂，事实上就是由蔡元培这样一批人所构建出来的，只不过蔡元培在北京，一些人在地方。

仔细查看会发现，东山小学堂是由当地士绅出资捐建，并且在建设过程中受到新疆巡抚刘襄勤、湖南巡抚陈宝箴、清末榜眼黄自元等大量明清帝国士人的协助的。

换言之，东山小学堂本质上是科举行将就木后，一群遗老试图寻找的新型明清士大夫预备役模式。民国大量的人才都从新式学堂出来，这批人本质上是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试图维持阶级再生产的产物。

同样的还有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一个东北的小学生就能直接有清晰意识的吗？人都是社会的产物，不要贬低，也不要神化。周恩来能够说出来这句话，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还因为他的社会身份。

这是周恩来年轻时在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所说的，这样一个学堂事实上也说明了周恩来被家族所寄予的希望。而周恩来的出身则更加反映了他作为明清士人的社会身份，这一点在以前写周恩来时详细写过，这里不再赘述。当然，对于毛周的异同，下文也会提及。

所以《恰同学少年》和《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这些剧，实际上拍的都是明清士人在科举被废后，为自己、为阶层和为国家寻找出路的过程。所以这些剧昂扬、积极，而《走向共和》则表现的是已经通过科举和功荫完成了政治身份的一群人在帝国暮年的挣扎，所以这部剧低沉、哀鸣。

所以《觉醒年代》是部好剧，好就好在它不仅体现了帝国覆灭后已经通过科举获得政治身份的人群在民国初年的自傲和胆怯，还体现了已经没有机会参加科举的青年人们寻找新出路时的冲动和执着。

青年，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尤其是一百年前的青年。

我们继续说回毛泽东，在接连读完东山小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历任监督王先谦、郭立山、陈树藩、谭延闿、刘人熙、瞿宗锋、王达、王凤昌等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物，其中五人为进士出身）的他，按照轨迹，毕业后本该是去楚怡小学教书，而楚怡学校本就是由教育家陈润霖筹建的。换言之，毛泽东此时已经完成了社会身份的初步改造，成为了士人阶层的一员。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本质上就是明清士人遗老中试图重归社会身份秩序的一部分人，这一点要牢记。

于是我们不妨再思考一个问题，当时北大的毕业生，他们毕业后本该是干什么的？

答案是在明清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过渡到北洋政府的秩序中，成为北洋政府与各地督军政府中的一员。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去北京？为什么一群人要选择去留法勤工俭学？

答案是明清社会结构并不足够本质，因此尽管看起来可以以士人身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但士人身份是虚假的，阶级地位是晃动的。换言之如果满足于此，那等待的结果只有慢性死亡。

当毛泽东进入到这个社会结构中，他已经完成了阶级身份的跃迁。所以毛泽东可以跟章士钊借款，他也可以成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他们这批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环境后，才能知道他们当时对于阶级资源的认同和索取是以一种怎样的机制发生的。

什么叫阶级身份的跃迁呢？指的是他可以以这个社会身份在社会上完成以他个人阶级无法完成的社会交换。阶级身份跃迁取决于给你分配资源的系统。但阶级是否跃迁，并不取决于你自己。

所以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所带来的不只是我党的建立，还有国民党的改组。事实上两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两党的社会基础都没有太大差异。

五四的本质不是反传统，而是给明清青年士人们以古典的方式登上舞台。而我党和国民党都提供了这个渠道。换句话说，把五四视作时间的分水岭是有道理的。一帮无所事事的遗老子弟找到了安置他们的办法。

但刚才说了，明清社会结构不足够本质。翻译一下就是，这个分配资源的系统并不足够有效。再翻译一下就是，这个系统本身就要出问题了。

看出它要出问题的，是一批又一批人。这是大家熟悉的近代史历史。但用这个模型后，大家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有更深的认识。在这套模型中，说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句话：重构阶级身份。

我们学习党史，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清楚，看事物要去了解本质，而不是立足于概念。当我们上文中已经说了那么多明清士人后，我们一定要弄明白，明清士人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天然就该存在的？

答案显然是否。

宋元明清所谓的士，是没有武装堡垒的。这帮所谓的士，是明清帝国给了这帮人一种古老的称呼，而给他们称呼的方式就是科举。事实上在武装堡垒消失的那一刻，士就已经没了。古代的士有土地，有武装，有人事权，有司法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叫做士。注意，还只是有资格。有被朝廷承认的资格后才能叫士。这样的人可以天然地自我生存，因此他们是与朝廷帝国对话的小共同体，所以他们是士。

到了宋元明清乃至于民国，一群人顶着对汉唐帝国的COSPLAY，假装自己是士。在这个世界全球化运行初期，还可以相安无事，但到了一百年前，想继续伪装自己是士，那可就办不到了。

办不到怎么办？那扔掉它。

要扔掉的不只是科举，还必须扔掉因为科举而塑造出来的社会身份。

1927年，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试图通过旧有再生产从而分配的一切尝试，在陈独秀的手中最终宣告失败。失败的标志则是蒋介石（军队）与汪精卫（党务）矛盾的彻底激化，南昌、南京和武汉，哪个才是国民政府的首都？

1927年，明清士人阶级认同被一个人彻底抛下，他上了山，他选择了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自己给自己分配。那座山叫井冈山，那个人叫毛泽东。

所以为什么27年上山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山上的生产是实打实的，而在国民党内的国共合作是虚的。因为没有枪杆子，更没有政权。很多人对主席的这句话只看到了前三个字，殊不知更重要的是建立政权。

所以为什么主席要上山时，无论党内党外都有很多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归根结底是主席选择了一种和宋元明清不一样的玩法。这是一种什么玩法？你看看岳飞就知道了。当宋元明清的科举强行给社会分工造就了文武分野时，不事生产的人群就随着士人的增大而越来越大，最终在民国时期彻底宣告失败。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毛泽东？

一直强调毛泽东这个人天降伟人是唯心，我们一定要唯物。

唯物的结论就是：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有阶级身份认同，尤其没有明清阶级身份认同。

别看他去了东山小学堂，但当时去东山小学堂的，都是士绅家庭内部子弟，他是被破格录取的。而他的被破格录取，一方面固然和天资聪颖有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父亲或者说他家庭。

他家的成分是富农不假，但这是一个会搞股票的富农家庭。农不农，商不商。

传统士大夫，他不是；传统农家子弟，他不是；传统明清文化，他不是；传统边疆文化，他不是；新式留洋学子，他不是；新式买办，他不是；儿子，他不是；父亲，他不是。

上文说了，我们会比较一下毛和周。这里就比较出来了。毛泽东脑海中本质上就压根不存在对明清社会阶级身份的认同，所以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这套东西在27年不行后，他立刻选择了直接去找社会生产的本质。

他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复杂多变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只认自己，而不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层，所以他团结大多数阶层。这是充满辩证的。

任何阶级跃迁，都是在挤别人的生态位。朱元璋打下了天下，别人会觉得他们是大老粗。新中国成立，很多人认为是农民进城。但他不一样，他不服从这套阶级跃迁的方式，他改变了这套方式。

改变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土地革命。

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土地革命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革命。

农民起义是改朝换代，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复仇，抢大户，屠城，建立一个新的周而复始的政权。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是把人和土地的生产关系改变，给地主们重新活下去的机会，让地主不再来。

矛盾本质不是人和人的，而是人和土地的。反动派不是道德上的术语，只是在政治话语中被道德化了。反动是一个哲学名词，本质上是反运动。反运动，所以没有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复仇，马克思主义是提供一个完整的阶级再生产过程。我党建国时是同时拯救了地主阶级的，两千年来只有我们给地主阶级活下去的机会，过去的改朝换代都是直接杀了。马克思主义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必然无法解决自身再生产。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地主，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资本家，而最后我们会解放自己（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无产者）。

好了，这里提到的是第二个办法，在完成了土地革命后，打破甚至打碎阶级认同。

我们以一首著名的歌曲《小芳》为例。这首歌说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与农村女性发生了爱情的故事。

《小芳》这首歌的对象是谁？答案是小芳。那么小芳是失语的吗？答案可能很反直觉：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视的点，这个点意味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称呼本身，不是单方向的矢量。

什么是单方向的矢量？这八个字，主语知识青年，谓语上和下，宾语山和乡。但事实上历史结果是什么？就如很多知识青年得到了思想升华一样，结果是山和乡反作用改造了知识青年。

这个结果大家是很熟悉的，那么放在小芳身上呢？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李春波在写这几句话时一定是非常真诚的，但这种真诚事实上也蕴含着另一层意思：在这样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互动过程中，小芳们一定也获得了什么。你站在小村旁。

于是我们发现，我们往常的对话视角事实上始终是知识青年视角，但我们的话语文本却是在二者之间游动的。这种游动的结果是什么？十七年人口，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事实上获得了精神原始积累，完成了第一代身份土改。而精神汲取之前的情况是，十七年人口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实际上却不能真正从精神上做到这一点。

思想升华不是，你经历了什么就一定会升华的。思想升华一定是，你经历了什么，把你原有的积累转化了。

所以当知识青年们看到小芳们时，他们终于承认了自己，于是他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所处的阶级，才能真正完成他们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

有一个反例可以作证这个观点，反例是《血色浪漫》里的秦岭。这是一个反小芳。

秦岭在精神上的始终不屈服，让一个叫钟跃民的人自始至终无法完成精神的原始积累。于是改开后，钟跃民疯了，他成为社会上最上蹿下跳不安分守己的那个人。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小芳们。十七年时期她们其实在物质上被剥夺了，却依旧默认了人民公社这样的范式，而同样的，上山下乡这种有方向性的词汇的产生，让小芳们真正意识到，她们是谁。不然你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包产到户的热情与向往。她们通过对李春波们的无私给予，获得了她们想要的东西。她们想要什么？她们想知道她们自己是谁。但她们无法通过自己理解自己是谁，所以李春波们告诉了她们，尽管这个过程是惨痛的，是充满对彼此的伤痕的。

后来呢？小芳们的孩子进城了。进城后的小小芳们，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这就像什么呢？像在莫斯科饭店看到钟跃民的秦岭，惊慌失措。像看到钟跃民进监狱一定要救他但最终一定会和富商跑的秦岭。只有这样，秦岭才能真正从精神上告诉自己，她可以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了。

总结一：

革命之前是什么？是你这个人的物质有阶级局限性，精神也有阶级局限性。你的一切都没有被解放。革命之前，事实上是人的一切都在束缚在由资源分配而带来的秩序中。核心是分配的不同。是为了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不是一定会流血，对于个体的革命是什么？所以地主怎么才能被消灭？答案是地主和农民都活不下去。所以农民起义是农民起义，土地革命是土地革命。

换言之，如果不存在人和人新的交换方式，那旧的交换方式（生产关系）（人与土地），就永远会留着。闹革命，闹革命。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是将一样事物转化成另一样事物的过程。它必须要有原始积累。

之所以说过去的人清楚知道自己，而今天的人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说何不食肉糜，之所以说吃饱了撑的。这些不是在说退步，它是客观进步。

物质原始积累有了，精神原始积累也有了。后现代人人有病的本质是物质原始积累不足以转换成精神原始积累，于是必须通过有病（非秩序）的方式获取精神原始积累。于是，越有病的人获得的也就越多，相对获得的也就越少。物质积累增大，于是精神积累不足，于是精神积累需求增大，于是物质积累需求增多。

总结二：

阶级（经济身份）与阶级认同（社会身份）的错位，事实上是从宋元明清开始就发生了。

这种错位来自物质输入的单向与精神输出的单向。而这样的两个单向所产生的巨大矛盾，则构成了漫长的时间里错综复杂的社会交换带来的社会矛盾与社会运动。但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是精神输出的混乱。这就意味着身份错乱不只是二重了，而是多重了。一个人身上可能会有许多种不同的阶级认同，一会儿你觉得自己是小资产阶级，一会儿你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等等。

多重的身份阶级错乱背后，我们要把握的，依旧是社会生产的单向输出，只有明白了这一点的人，才能真正获得客观阶级与身份阶级的统一，从而明白自身的历史使命。身份土改本质上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自我阶级斗争。一个人身上可能同时具备多个阶级属性，这在移动互联网城市形态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因此它反映为一个个体的自我觉醒。人身上可能同时存在对立阶级的情感，而对立阶级的情感来自一个人在不同阶级中会获取不同的阶级社会身份。这些阶级身份在一个人身上是矛盾的，它不像过往那样明确且一致。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廉价的文艺作品，它们并不需要内在完全逻辑一致，只需要局部自洽就可以获得大量拥趸，只需要输出部分价值观就可以被大量认可，哪怕它的另一部分事实上是反对这部分价值观的。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资本家，经常表达自己越有钱精神世界越空虚。这是必然的，身份的自我认同已经将他们对赚钱的精神目的改变了，那他们其实甚至不配被称之为资本家了。

在完成了以上两个总结后，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回答最一开始的问题了。

看《觉醒年代》也好，学党史也好，是为了什么？

答案当然不是直接对标。对标是无意义的，社会结构、时代背景都有根本的不同，简单的COSPLAY是没有意义甚至有害的。

答案当然也不是看个热闹。一切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都来自人本身，我们在观测和学习人的生产时，是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是真正理解社会生产。是真正清楚，既然宋元明清社会结构已经瓦解，既然过往的身份认同已经失去，既然新的身份认同已经在这百年里由我党逐步重构，那这一系列事物真正给予我们的，其实是构建与当下甚至未来的社会生产相对应的社会身份。

而《觉醒年代》里的几乎所有人，他们像什么呢？用一首歌的歌词来说就是：

「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一百年一个世纪。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

总书记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句话不是轻飘飘表达的，人民事实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概念，而我党在这一百年的筚路蓝缕中，对人民这一身份的不断新构建，让人们可以获得自身的物质世界，可以安放自身的精神世界，从而展望未来，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是谁、在社会生产中贡献了什么获得了什么」这一永恒的本质命题。这才是我们学习党史最重要的事情。

谨以此文献给仍在迷失的或曾经迷失的1874们。我爱你们，你们爱我。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